1968年12月21日，一列从兰州开往西安的列车，风驰电掣地穿越在峡谷峻岭之间。车厢的一角，围坐着四五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他们正兴致勃勃、有说有笑地打着扑克，窗外的秀丽山川对他们似乎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从上午10点钟上车开始，不知不觉直打到车厢里灯光亮起，周围的旅客在摇晃中昏昏欲睡。
　　这一年，正是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如滚滚车轮、奔腾向前，似火烧燎原、方兴未艾的第三个年头。全国所有大专院校接连三届的毕业生统一推迟到10月份以后陆续离校。那几个打扑克的年轻人，便是西北师大中文系68级分往庆阳地区的毕业生。我，即在其中。
　　“文革”中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说是分配，实际上绝大多数并不是直接走上工作岗位，而是遵循伟大领袖的教导，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论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不论你来自什么家庭出生，四年大学乃至十多年来所学的一切都是“封资修”的东西。“否定一切”、“横扫一切”、“读书无用论”的铁扫帚要把你脑子里多年来吸收的人类文化的精华和智慧统统扫进垃圾堆。前途在哪里？明天你将干什么？谁也不知道。
　　我被安排到开云足彩app下载官网北部一个偏僻的山区公社——方山公社劳动锻炼。1969年元月中旬的一天，我从县城乘班车（大卡车）颠簸了两个小时到一个叫王地庄的地方下车，有一条土路通向公社。听人指点，走不了多远就下塬，可以看到河川边上的公社了。我背起行李，将装脸盆用具的网兜往上面一架，便毫不犹豫地大步向前走去。这几年，“大串连”走南闯北，还步行“长征”到过延安，所以，这点路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开始下塬了，举目远眺，弯曲的山路不见尽头，哪里有公社的影子？这时，见小路上过来一位社员，我便问：“到公社还有多远？”社员说：“不远了，七八里路。”社员见我有些疑惑，又补充道：“这里的山路，不准，说是七八里，走起来就有十几里。”他看我这样子，听我说是去公社插队劳动的知识青年，就说：“我家住了一些省上来的‘6.26’医疗队的医生，今晚你就住在我家，明天再去公社吧！”我想也好，就随了他去。
　　两拐三拐，进了一个农家小院。宽深的大窑里，靠墙土炕足有两丈多长，上面斜躺的，盘坐的，十几个人，中间还夹着几个女性。有的叼着烟卷，吞云吐雾，有的闭目养神，似睡非睡，有的端着茶杯，边喝边谝，还有的正聚精会神地寻找着衬衣或者窑里的小虱子。听说我也是从兰州下来的，自然生出几分亲热，给我让出大炕的一角。农村中的奇闻趣事是他们的谈资。而我，只有旁听和开怀大笑的份儿了。
　　第二天午饭后，我准备继续赶路，那社员说：“今天我们大队要举行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庆祝大会，还要表演文艺节目喱，你还是参加了再走也不迟。”医疗队的同志也这么说。我说：“那好吧。”就背上行李和他们一起来到大队。大队窑门前的几米见方的土台上已经挂上了横幅，两边插着几面彩旗，在寒风中飘扬，医疗队帮助这个大队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也是他们下乡贯彻毛主席“6.26”重要指示的一大成绩。他们请我给医疗室写一个牌子，我说：“我的字学得不好。”他们说：“中文系的大学生不会写字？谁相信。”他们拿来事先准备好的木牌和广告颜料，我推辞不过，便用隶体写了“高中山大队合作医疗室”几个大字，虽艺术性差些，但还工整。这时，已到中午时分，成立大会开始，我便和大家告别，匆匆赶路了。
　　大约走了一个来小时，终于到了位于一条小河岸边的公社大院。公社工作人员安排我休息，说：“你分配在勤俭大队——原名王湾大队的狼儿山生产队。那里已先去了3个大学毕业生，让队上明天派人来接你。”他还介绍说：“这次咱县共分来18名大学毕业生，除师大、农大的外，还有兰州医学院、北京医学院、中国医科大的，分别安排在相邻的三个大队，你们彼此之间都相距不远。”晚上，我被安排与公社兽医站的两位工作人员同住。
　　生产队派来一个社员，五六十岁的样子。我想：为啥不来个青年人，偏来个瘦小的老头？他背上行李、提着网兜就走。我说：“我是下乡来劳动锻炼的，哪能都让你背？”硬是夺过网兜。他说：“路长着哩！”我问：“有多少里?”他说：“十几里吧！”他指着旁边的小河说：“这条河叫蒲河，是县里最大的河。”顺河向下走一段就要上山了。我又问：“你们队为啥叫狼儿山？这名字怪吓人的，是不是狼很多？”他笑了，说：“现在哪里来的狼？听说，古时候山上有个烽火台，叫狼烟台，后来就叫成狼儿山了。”噢，原来如此。开始上山了，我不解地问道：“队里为啥不派个年轻人来，派你这么个老汉来？”他没有立刻回答，等了好大一会儿才慢腾腾地说：“唉，咱是队上的‘五类’分子，戴着‘帽子’的就咱一个，不派我派谁？我姓窦，你就叫我老窦吧！”
　　狼儿山终于到了！这是一个簸箕形的小山坳，前庄向阳，住着十几户人家，算是人口最集中的大庄，还有几户住的比较分散。
　　还没见到队长，我就猜想肯定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上年纪的人，经验丰富，有威信，德高望重，要不为什么银幕上、舞台上出现的总是“老队长”、“老支书”？年轻人担不起这副重担。队长果然50多岁，姓任，热情和蔼，粗大的手握住我的手，一个劲儿的直摇。我也自报家门。因为当地方言里没有“吕”这个音，所以不识字的老队长总是发不准。旁边有人指点说：“就跟下雨的‘雨’一个音！”老队长才豁然开窍，“下雨，下雨”地说了好几遍。后来在一次开社员会时，老队长点名：“老‘下’来了没有？”大家你看我，我瞅你，不知老“下”何许人也。老队长见无人回应，便解释说：“不就是来咱队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下雨’的‘下’吗？”惹得社员大笑，他这才恍然大悟，更正说：“噢，是老‘雨’，不是老‘下’。”
　　先来的3位同学安排在前庄，后来的我就只好住在背湾簸箕梁的后面了。老队长叫来一个叫祥儿的小伙子，让他领我去，我就住他家。小伙子姓刘，有一个祥和而儒雅的大名：吉民。背湾只住着3户社员，祥儿的父亲当然是个地地道道的老贫农，待人和善。看来，这里就是我接受再教育的“家”——窑洞，土炕，还有这位实行“三同”的老贫农。
　　山里人诚实、厚道，单纯爽快里流露出对未知的好奇。老队长和社员热情地询问我的“来龙去脉”，当听说我生于地灵人杰、肥沃富饶的关中平原，在省城读书、生活了12年时，便笑着说：“口外那关中道真是个好地方，前些年我撵场收麦去过。不过，人常说，‘八百里秦川，比不上个董志塬边哩！’”我问：“老戏《法门寺》你们看过没有？”社员说：“看过，不就是《拾玉镯》、《宋巧姣告状》吗？”我说：“对，还有叫《法门寺降香》的。我的老家就在法门寺。”社员们有些惊奇：“原来你是法门寺人？口外那法门寺可是个有名的地方呀！”有社员见我戴着眼镜，便要摘下来看看，戴上试一试，结果顿觉天昏地转，忙说：“这是啥眼镜,咋跟任队长的不球一样？”山里一日两响工，不看钟点，全凭经验，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日未出就作，日落而不息。自从有了我这块老罗马表，队长和社员干活有了时间概念。劳动中间，队长问：“几点了？”我答：“10点半。”社员问：“10点半是多少？”队长答：“10点半就是10点过了一半”。一会儿社员问：“几点了?”我答：“11点1刻。”社员又问：“11点1刻是多少？”队长又答：“你连11点1刻都不知道？11点1刻就是11点过了1拃！”惹得大家一阵笑声。队长宣布：“从今以后咱也要像城里干部一样，按钟点上下工。”可是，说归说，做归做，一样农活没干完，即使时间到了，还是不收工。队长的命令就是作息时间表。
　　这里没有一块像样平整的土地。出门就是爬坡，进窑就上炕；沟里担水，洼里砍柴；崾岘对崾岘，驴喊羊叫唤。这是山区生活情景的写照。农民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祖祖辈辈、一代接一代面向黄土背朝天地刨食糊口，然而，一个劳动日公分的价值买不来一盒二分钱的火柴。每日，每月，一年四季，春种秋收，总有干不完的活。一年到头，却没尝过一顿长面，没见过白面馒头是啥样子。我们插队的知青，由队长选择生活、卫生条件较好的家庭吃派饭，每天向主人交1斤2两粮票、4毛钱，10天一轮换。有的社员为了“挣”那几块钱、几斤粮票，自告奋勇向队长提出管饭。有的社员家里实在困难，清澈见底的米汤碗里没有几颗米粒，还散发出羊粪骚味，又黑又硬的高粱面卷子难以下咽。房东刘老汉风趣地说：“这高梁面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口外      那到底是个好东西，人一吃就饱，口外    麦面馍人总是吃不饱，吃不够。”
　　山区的生活，总是与苦和累连在一起的。我虽从小离开家乡，在城市里生活了十多年，但并非社员想象的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洋”学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分辨不出麦苗与韭菜。我自以为还有三个“优点”：一服从分配，二不怕苦累，三劳动踏实。队长安排干啥就干啥，从不说二话。起圈、挖粪、锄地、收割、放羊、修农田，给小孩子上课，什么都干过。队长的权利很大，不下令任何人不得休息。可社员有自己的“窍门”：男社员可以慢腾腾地走到地边，有尿没尿地站在那里撒一泡；或者蹲下来，慢条斯理地卷一棒老旱烟，一口一口地品尝。女社员可以找个人看不见的低凹处或者土岗背后去方便，哺乳期的妇女可以乘机去家里给婴儿喂一次奶。这些，队长心里明白，但不批评。我呢？没有这些习惯和优势，只好不歇不停地干活。有社员叫我：“老吕，来呀！”我走过去，他递给我一张烟纸，说：“卷上个抽一棒。”我说：“不会卷，也不想抽。”他说：“我给你卷。”抽着这硬旱烟，真有些头晕喉咙呛。社员说：“蹲下来缓一会儿，你又不计工分不分粮，今后的日子长着哩！”以抽烟的方法休息一下，虽然偶尔为之，但终究未能惯上烟瘾。
　　以我的体验，最终最累的活莫过于担粪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粪土，男女老少，蚂蚁搬泰山似的，硬是靠着一双肩膀两只筐，一担担地运到了各个山峁上。一天下来，吃了晚饭，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躺在炕上，抚摸着红肿的肩头，酸困的双腿，浑身的骨肉就像散了架似的。但，心里无怨无悔，自信走在伟大领袖的“革命路线”上，正在自觉地脚踏实地地接受着“再教育”。什么叫“脱胎换骨”？什么叫“世界观的转变”？什么叫“接受再教育”？我找到了答案。
　　紧张而繁重的劳动，根本无暇看书，也无书可看，下来时只带了那本“红宝书”和《毛主席诗词》。有时独坐在窑门前的大石上，望着对面的山梁沟壑，想到：由于自己中学时代爱学语文，喜欢文学，才考上了理想的中文专业，几年来学过的那些诸子百家，中外名著，文学概论，创作手法，等等，今后还有用处吗？今生今世难道与文学、写作无缘了吗？谁也回答不了自己。不过，又想，伟大领袖不是讲了吗，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那就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劳动改造中体验人民群众的生活吧。劳动之余，我把点点滴滴的感受，所见所闻，或写成小诗，或记入日记，积累下来。房东刘老汉与我好比师徒，肩并肩上工，脚跟脚下工，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给他讲城里的事，讲全国“大串连”，他给我讲解放前老百姓跑土匪，打游击，讲狼与狗的故事，乡里的轶闻趣事。一天夜里，我和刘老汉正在酣睡，被院里猪的嚎叫声惊醒了。刘老汉说：“又是窦家的狗来偷吃猪食了。”那时候，社员分得口粮有限，狗和猪同样没有解决“温饱”。我翻身下炕，从门后掂起一根烧炕用的灰耙，直奔猪圈。这时，边窑里刘老汉的大儿子祥儿也闻声前来助战。狗被赶到院子里，无处可逃。夏夜，皓月当空，刘老汉一丝不挂地站在院里指挥我们：“把驴日的好好治一治，看它还敢再来！”不知何时，祥儿的媳妇也站在窑门口观战多时了。刘老汉发现了儿媳，赶紧返回窑里，顺手抓过一条枕巾，又跑到院子，左手里的枕巾紧紧捂住腿裆中间那个“要害”部位，右手继续指挥我们打狗……。这些原创的生活素材，永远储存在我人生的记忆里（后来我创作的《别怕狗》《放羊》《山情》等散文都来自当时的经历和感受）。
　　一天，公社革委会的李副主任来到队上。李主任是个热闹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欢声笑语。吃晚饭的时候，李主任说：“今晚我请大家看戏。”刘老汉说：“看戏？连个剧团都没有，看啥戏哩？”李主任说：“不要急，剧团晚上就到。”刘老汉一听，高兴了，忙给孙子安顿：“牛娃子，李主任说今晚剧团来给咱们唱戏哩，你操点心，把咱口外大白狗挡好，别把人家戏子给咬了！”孙子“领旨”后连蹦带跳地出了大门，张望着庄外的大路，只等着剧团的人来了好挡狗。已是星光满天，刘老汉等的有些着急，就问：“李主任，剧团咋还没来？”李主任看了一下手表，正好是晚上8点半钟，就说：“剧团早就来了。”刘老汉有些纳闷，问：“在哪里？咋没听见狗咬？”这时，只见李主任从提包里取出一个砖头大小的黑盒子，在上面扭动了两下，里面竟唱起了《红灯记》。李主任笑着说：“这就是我请来的剧团!”刘老汉一下子愣住了，拿起了小盒子，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半响了才说：“怪了，奇了，这么个小匣子能装下那么多戏子，还有锣鼓家什呢？”李主任说：“这是收音机，能收到城里电台播放的节目，还能听到北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哩！”刘老汉赶紧喊叫孙子：“牛娃子，快回来，不用挡狗了，人家剧团早就来了！”山村里文化娱乐生活十分贫乏，外界的声音很难听到。于是，我花70多块钱，一个半月的工资，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白天劳动时背到田间地头社员听新闻，晚上播放歌曲和样板戏。我住的大窑也变得热火起来。
　　虽说在狼儿山插队劳动锻炼的还有3名大学毕业生，可人家不是“常住户”，是来去自由的“客人”，在队上有其名，无其人。农大的那两位，一对同学夫妻，学的都是畜牧兽医专业。进队时女的已经大腹便便，临产在即，来队住了没几天就在丈夫的陪同下去县城坐月子了，满月后再没回队。山区农村，牲畜和人一样缺医少药。学兽医的，自然能给牲畜治病。这位农大男同学，有了发挥专长的用武之地，背上药箱，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游走于全社各队之间，或游到县城老婆那里去了。师大的那位，虽政教系专业，但是调干生，上学前曾在卫生院工作过，也有一技之长，能给人看个伤风感冒，头痛脑热，把脉、打针、拔火罐。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自然更受人尊敬和欢迎。不论白天黑夜，随叫随走，背上药箱，一去就是三天五天，不见回队。春节前夕，他回了西安老家，节后来信说母亲有病，不能按时回队。数月后来队告辞，后来调回了陕西。
　　早上出工，队长例行“点名”，问到焦同学，有社员说：“老焦昨夜晚叫王坷土老的某某请去了，听说他老婆有啥病哩！”问到丁同学，有社员答：“老丁前几天去张大湾大队给牲口看病，没见回来么。”老吕，就不用问了，我就站在队长面前。后来出工，只要看见我在，队长也就不再“点名”了，省了一道程序。社员在我面前开玩笑说：“老吕呀，你看人家老丁和老焦，一个会给牛看病，一个会给人看病，这个队里叫，那个人家请，走队串户多省劲，看完病，少不了一顿鸡蛋面，省了粮票省了钱。看你，恓惶地整天在队里劳动，担粪担担，吃的又不好，唉，真亏了你了……”我笑着说：“没啥！他们会看牲畜和人身上的病，咱会看人思想上的病，如果谁思想落后，不好好劳动，不热爱集体，我就给他念‘最高指示’，讲毛主席的教导，帮助他‘斗私批修’。”
　　这年8月，夏收结束后，县里通知，我们这批插队劳动锻炼的大学毕业生正式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山后一所公社中学任教（接着又被抽去下乡包队一个多月，真正开始工作已到当年年底。）
　　走出狼儿山，告别狼儿山。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社会生活是最大的课堂——特别是对从事社会科学、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农村劳动生活虽然只有短短的不足一年时间，但却是我人生中一段永远难忘的值得回忆的经历。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里，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劳动人民勤劳朴实憨厚的品质，我亲眼看到了“愚公”怎样“移山”——修庄和平田整地时，怎样把坚厚的土层一镢一锨地挖下来，再一担一车地运出去；我看到在斜坡陡洼里，六、七十岁的小脚老人，为了挣几个工分，膝盖上包着破鞋底，一高一低地跪在那里收割麦子……。只有震撼心灵的瞬间才能永久定格在脑海深处。与众不同的经历与苦难，是一个人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也是文艺创作者绝对不可缺少的生活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