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原是一个文化大县，“顺口溜”也相当流行。这种土生土长的语言，老百姓称之为“顺口溜”，其实就是民谣。早在两三千年前的西周，周天子就是通过民谣了解民情。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即通过民间歌谣来了解民情。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到了宋朝，郭茂倩编辑了《乐府诗集》，搜集了汉魏到唐末的乐府歌词，并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从而让后人有幸看到了这些灿烂的篇章。如，东汉末年的民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就讽刺了当时的腐败政治。“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针砭时弊也很幽默。中国的第一部诗歌经典《诗经》中最著名的主体部分《十五国风》全都是“采风”得来的民间歌谣，就属于当时“顺口溜”。
　　镇原“顺口溜”数量多，蕴含也十分丰富。它不仅易于上口，悦耳响亮，好念好记，而且幽默诙谐，生动形象。虽然寥寥数语，但在简单的话语中蕴藏着哲理。比如“人活脸，树活皮，崖坬活着一锨泥。”就是说人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顾及脸面、荣誉和名声，假如人不要脸了，那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树木生存是靠树皮吸取水分和营养，如果树皮被破坏了，那么树也就死了。墙面如果不用泥墁，那只能是一堵烂墙。又如“舌头打倒人跪着哩，桄桄打倒人睡着哩。”是说用流言蜚语攻击人，只能使人暂时受到委屈，“唾沫不会淹死人”，而用木棒就会把人打倒，甚至被打死。“盖蛙子跳门槛，既蹲尻子又伤脸。”形容人们做事考虑不周，往往会事与愿违，其结果是出力不讨好，反而丢了自己的脸。
　　镇原的顺口溜大多是反映讽刺生活中诸多不良现象，在褒贬意义上有鲜明的倾向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农民对公社化和干部多吃多占、利用手中的权力刁难群众等现象发泄的不满，“得罪了队长干苦活，得罪了保管挨称砣，得罪了支书没法活。”八十年代包产到户以后，一些乡村干部收提成粮和“三提五统”时，工作作风粗暴，给群众说谎话，打白条，群众十分气愤，所以就有了“村级干部喝啤酒，说屁话，干屁事；乡镇干部喝白酒，说白话，打白条”的顺口溜。
　　孔子说：“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也是对人类劳动的尊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总有一些人不尽孝道，不履行赡养义务。“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白馒头，沾蜂糖，媳妇媳妇你先尝”、“老大、老二和老三，为了老子半截砖，老子没有这条计，大年三十没处去。”这些都是讽刺儿女不孝敬老人的，前者是说儿子娶了媳妇，就把老娘丢在了脑后，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拿来给媳妇吃了。后者据说是一个老汉有三个儿子，结果都推托不侍候老人，在村人的劝说下，三人轮流每人赡养一个月，结果到了大月，多出的这一天都不要老人，在无奈的情况下，村里一位长者实在看不过眼了，就给这个老汉写了一首顺口溜，并将一块半截砖和这张顺口溜一起用红绸子包了起来，让老汉锁在箱子里，同时，见人就说这个老汉的儿子是瓜子（镇原土语，傻子的意思），他爸有那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还不好好侍候，结果这三个儿子抢着照顾老汉，等到老汉寿终，三个儿子和媳妇争先恐后地打开箱子，一看都羞愧的低下了头。
　　顺口溜也具有较强的时代烙印，“购物凭票真紧张，红薯干干有定量，家家住的土窑窑，磨窑里挂满蜘蛛网。”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穿衣凭“布票”，有“布票”才能买到布料，有“棉花票”才能买到棉花，下“馆子”吃饭要交“粮票”，吃肉凭“肉票”，抽烟凭“烟票”，购买白、红糖凭“糖票”。至于像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大件东西，那更是紧张得不得了。吃粮上是生产队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少部分才按工分分给社员，而且大部分是玉米、高粱、谷子、洋芋等杂粮。尤其是七十年代初，镇原受灾，每人每天只供应八两红薯干作为口粮（是国家从河南等地调来的，本地不产），群众吃得基本上都是粗粮淡饭。在当地还流行一句顺口溜“要吃饱肚子，洋芋加胡子”，就是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人们住的也大都是土窑洞，只有个别人家用土基子盖一间偏厦房，用旧报纸糊个顶棚，那就是最好的了。因为没有多少粮食，所以人们在磨窑里经常不进去，也就成了蜘蛛光顾的地方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大人们希望过年，娃娃们更盼望过年，“过年好，过年好，穿新袄，放鞭炮；糖油饼，嚼餜餜，吃红枣，咬核桃。”九十年代以后，“棉布衣服不见了，呢子料子普遍了”。 尤其是跨入新世纪“羽绒休闲穿西装，白面酒肉很平常，摩托彩电样样全，奔奔车来地头站”。这时人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穿衣也十分讲究，人们不仅讲究时髦气派，还追求“品牌”。吃饭不是吃饱了，而是讲究吃好，讲究营养。
　　不同的时代，人们的心态、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防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九十年代认钱不认人”。“五十年代人育人——比学赶帮；六十年代人整人——阶级斗争；七十年代人防人——万马齐喑；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人心涣散；九十年代见人就宰人——唯利是图”。这些有关社会风气的顺口溜，反映了部分人的怀旧心态和迷悯、困惑情绪，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特征留给人们的阴影。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进而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们的爱情婚姻观念发生了巨变。五十年代人们满足于“二亩地，一头牛，娃娃老婆热炕头”；六十年代人们追求“毛蓝一身，皮鞋一蹬，有钱就结婚，没钱就不行”；七十年代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和缝纫机是年轻人结婚的时尚“三转一响，一咔嚓”；八十年代人们羡慕大衣柜、高低柜、写字台和录音机、“凤凰”牌自行车“三大件，十八条蹆；四个喇叭，凤凰飞”。人们的择偶观是“五十年代嫁的是英雄，六十年代嫁的是贫农，七十年代嫁的是军人，八十年代嫁的大学生，九十年代嫁的有钱人，新千年嫁的有权人”。人们婚姻观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且随社会变化而变化，“五十年代离婚，为包办婚姻；六十年代离婚，为阶级成份；七十年代离婚，为路线斗争；八十、九十年代离婚，为五花八门”。
　　顺口溜与人们的生活总是有着密切的联系，镇原民间还流传一些气象顺口溜，“燕子低飞青蛙叫，蚂蚁搬家蛇过道，不过三天大雨到”、“云向南，雨成潭；云向西，披蓑衣；云向东，一场空；云向北，雨必得”、“一场秋风一场凉，一场白露一场霜，严霜单打独根草，蚂蚱死在草根上。”还有人们根据“数九”期间天气寒暖变化规律，编出“九九顺口溜”：“一九二九冰上行走，三九四九冻破缸口，五九六九冻死猫狗，七九八九河边洗手，九九八十一，穷汉家娃娃顺墙立。”从冬至起，便进入“数九寒天”，但最冷的当属三九四九，七九八九冰便开始消融，柳树梢也渐渐发青，当然，对于衣衫单薄的穷汉家娃娃，只有到了九九才能从热炕上爬起来，站在墙根底晒一晒暖和。这些气象顺口溜无疑是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和记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镇原流行的顺口溜比较多，多为人们对生活环境
　　和经验的总结，也是针对一事一时编的，虽然有些比较低俗，但诙谐搞笑。如“四臭”：“果品厂的水，造纸厂的气，公共厕所，王三宝的棋”。“四香”：“鸡的骨头，羊的髓，黎明的瞌睡，小姨子的嘴”。“四老”：“食堂的狗，银行的房，广播站的女子，老城的墙”。“四碜”：“铲锅伐锯，驴叫唤，河南侉子唱乱弹”。“五大胖人”：“兰娥她妈，疯婆娘，牦牛崔师连所长”。还有“镇原八盏灯”、“八大牛人”等等，因其涉及具体人和事，不便一一阐述。顺口溜还有一些是骂人的，“老大放了个屁，老二不同意，老三告到公安局，局长说五谷之气”。有个顺口溜是与姓孙的人开玩笑的，“都怪祖先不自量，不姓姓来有何方，无意比人低两辈，姓儿都比姓孙强”。这些顺口溜基本都是当时的一些现象，如“四臭”中的果品厂、造纸厂皆已破产，“五大胖人”如果与现在相比可能还有比他们更胖的了。
　　还有一些童谣似的顺口溜，也广为流传。“鸡蛋汤，烙饼子，炕上坐了个老婶子，脚有碎，脸又白，老爷见了爱的咯诿诿”、“大头宝，满院跑，拾个干鸡蚤，大锅煮，后锅炒，妈，妈熟了嘛？瞎怂娃娃你急了嘛”“罗罗改改吃面面，我吃馍馍夹肉肉，你吃燕麦炒豆豆”“我娃乖，领上街（镇原土话gai）,拾了个大挂钱，他妈要称盐，他爸要耍钱，气的他妈打了他爸一水担”“嗷嗷我娃睡觉觉，睡醒来，要馍馍，馍馍哪？老鼠吃咧，老鼠哪？猫吃咧，猫哪？上墙咧，墙哪？雨下塌咧”等等，这些顺口溜，从内容上讲没有多大的寓意，但在那知识贫乏的年代，它就是童趣童乐，是最美的“摇篮曲”了。
　　自古以来，民谣是民意的反映，顺口溜是人心的折射，也是社会现状的镜子，可以看到人心向背及民怨焦点。尤其顺口溜是鲜活的群众语言，来自群众、流传民间。它就像地里的野草，生命力特别强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言路大开，顺口溜更是如火如荼，简直成为社会上的一道风景，盛宴上的一道大菜。诚然，“顺口溜”未必十分准确或正确，也有一定的消极因素，有的也不乏以偏概全，甚至有的也过于夸张，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顺口溜毕竟不是“谣言”，它反映的是民声民愿以及某些民怨。虽然有人把它当成“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对它不屑一顾，可它远比空洞的官话生动、传神和精彩，且更具有概括性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