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自己亲身经历过，那时我二十五六岁，今天回忆起来，虽然快五十年了，但许多事情仍然历历在目。要说文革，那是个大题目，这里重点回忆从1966年夏季开始，到开云足彩app下载官网革委会成立前后的造反、夺权、闹派性、斗当权派的所见所闻。
　　触目惊心的教师会
　　文化革命来势之猛，始料不及。1966年6月，我在县文教局工作，去新集公社下乡十多天，返回到孟坝时，听说县上在孟坝片召集教师大会抓黑帮、揪斗反党分子，气氛紧张，过去一直影响很好的彭阳完小邢校长自杀身亡，觉得很震惊。回到县上才知道，庆阳地委派来工作组，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作出了以教育系统为突破口的文化革命安排意见。全县派出工作组，分五个片，组织教师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教育战线找黑线、抓黑帮。扩大会上宣布文教局万局长、农机局张局长、邮电局何局长等为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停职检查，交由各单位批判斗争。一中把南老师（女）以破坏运动罪逮捕入狱。7月下旬，县委决定，把全县近千名教师集中到二中（现东街小学）搞文化革命，统一吃住，设门卫，戒备森严，分若干组，由县派工作组主持把运动推向高潮。我们文教局包括事业人员共20多人也编了一个组，搬到幼儿园统一住宿，统一上灶，外出要请假，由工作组主持揭批已经停职的万局长。万局长籍贯河南省，曾在县银行、县委组织部工作，文化程度高，业务能力强，待人温和，威信好，揭批主要是因其父在日伪时期当过乡长，日本投降后发生车肇亡故。在揭批中，尽管工作组一再启发，两天过去了，也没人给老万提意见，会上鸦雀无声，死气沉沉，只好学文件，混时间。一天，政府李县长、监委张书记和地委工作组的窦组长、李组长到这个组重新动员，严肃指出，全县文教系统问题多，根子在文教局领导，具体讲就是万局长。认为盖子没揭开，要求党团员要打先锋，不能当保皇派。这样多的领导来做工作，使大家思想有了压力，怕落个保皇名，局会计老魏与大家合谋，在当天晚上主动召集党团员在一块酝酿，准备发言材料，写大字报，揭发批判万局长的事。恰巧有一位非党的老张同志进来了，被老魏把他劝走，并说明是党团员在一块商量给老万提意见，老张不太高兴地走了。第二天在小组会上，老张很有准备的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他揭发以老魏为首昨晚开了一个黑会，是企图捂盖子，掩饰矛盾，把文化革命引向邪路。……与会人员坐不住了，当时这个组只三个党外人士没参加会，如果那个会黑了，麻烦就大了，我们这20多个人就全成了黑帮。这个会事先没有给工作组汇报，于是工作组长听得有些含糊，老张还没讲完，有人就把工作组长叫出去说明了情况，工作组立即派人查老张档案。在下午小组会上，工作组问了老张几个问题，随即叫查档案的同志介绍老张的历史。原来老张解放前上学时参加过三青团，抓住这一点，什么国民党的孝子贤孙，破坏文化革命的罪魁，……火力很硬，上纲上线把老张批了好几天。万局长急了，他说：老张是一般同志，批个就对了，我在局里把教育系统的工作没搞好，大家把矛头对准我。有人当下就质问老万，为什么把老张这样政治有问题的人安排在局里，你还想包庇吗？不过对老张的批判，给他身心的伤害还是够严重的，甚至留下后遗症。
　　8月中旬，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毛主席“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新指示。这为正在召开的教师大会可谓火上浇油，二中所有墙壁被大字报糊得密不透风，每天下午看大字报的人很多。教师大会各组的火力更凶猛，各教室质问、斥责、吼叫，甚至谩骂的批判声浪，此起彼伏，骇人听闻。受批判者被推来搡去，低头罚站，酷似罪犯，有110多人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接着，孟坝中学副校长曹进文不堪凌辱，跳水自溺身亡，新巷子完小教员张怀忠上吊自杀，寨地完小教导主任徐凤南跳涝池自杀未遂。凡死者皆以对抗运动、畏罪自杀结论，并开大会声讨其破坏文化革命的罪行。这时，县级机关单位仍组织学习文件，搞揭批。县委给有的单位还派了工作组，开展了文化革命。
　　8月下旬教师会结束时，对全县中小学教师进行了一次大调动，把教育局十多位事业人员调到学校从事教学工作。我是事业编制，也在下调之列。恰在这时，组织部通知我调县委内清室工作，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很突然，但我有点欣慰。因为每次运动一来就先整教师，特别是刚结束的教师会，使人一想起就毛骨悚然，这次调动，对我或许是一个幸运。
　　搞乱局势的红卫兵
　　到县委内清室报到后，白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安排我接替老安搞内勤，办业务。有一天晚上在影剧院看电影，庆阳一中的一位镇原籍学生薛某突然拿起话筒，大讲镇原是一潭死水，文化革命没有搞起来，号召大家起来造反，向走资派夺权。这一举动，在场的观众认为是一次不怀好意的煽动，当即被观众一阵呵斥声压了下去。第二天一早，就有大字报上街，指责薛某是来镇原搞破坏的，要组织围攻。此人害怕了，到县文教局找熟人保护，买车票逃走。过了几天，在一个晚上，县委办公室领导召开县委、人委（即县政府）全体职工紧急会议，说上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中学生代表已经返回，在一中的接待现场，向县上前来接风的领导提出抗议：镇原文化革命四平八稳，没乱起来，勒令县委连夜准备好张贴大字报的场地，第二天他们要用大字报覆盖县城，点燃镇原文革的烈火。于是县委安排机关全体在家人员马上行动，为第二天一中学生的革命行动做准备。大家用一整夜功夫，栽木椽，钉席把，两大院及临街的靠墙部位，全布置成张贴大字报的场所。
　　第二天一早，一中部分学生身着黄军服，披戴印有“红卫兵”的袖章，腰里系着皮带，手捧“毛主席语录”本，打着“红卫兵”战旗，敲锣打鼓，高喊“造反有理”口号，气势汹汹上街游行。有一批人张贴大字报，公开声讨县委执行资反路线、压制群众运动的“罪行”，声称他们是无产阶级的造反派，毛主席的红卫兵，要抓县上走资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大幅标语满城皆是，还散发了大量传单，使我们知道了他们带回北京特大新闻。原来，他们从北京知道，凡是派工作组，包括教师会搞的是反动路线，整了群众，必须平反，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派。县上接到中央文件，又组织为反动路线被整了的人平反昭雪、烧黑材料、恢复名誉。被停职的三位局长复了职，南老师也释放平反。教师会上被批斗了的人纷纷上访要求平反。紧接着全国红卫兵大串连，县上成立接待站，对来往的大批红卫兵，免费管吃管住，不到一月县上陆续接待了将近10万人。那时，县上的书记、县长多半去宁县搞社教，在家的领导势单力薄，连县委常委会都开不起，一时间，确有天下大乱之势。
　　1967年元月的一天，新疆的红卫兵想在镇原造点影响，联合一中学生，在县委宣传部个别职工怂恿下，向县广播站发起夺权，轰动全城。看热闹的群众包围了广播站，引起站内职工不满，公开宣称他们内部革命群众要夺权。双方对峙，各不相让，群众起哄，拉拉扯扯，火药味很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幸有县人武部领导出面宣布军管，方才偃旗息鼓，烟消云散。一中造反派不甘心革命行动受挫，再次酝酿，重组人马，高喊“砸烂旧机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冲进县委、人委和公检法机关，赤膊挥拳，强行收取公章，砸了门牌，放在大街，一火点燃，化为灰烬。机关职工虽据理力争，申明利害，也无济于事。这时县上的广播成天播送着“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指导文革社论、最高指示及中央文革的声音。红卫兵造反队伍上街游行络绎不绝，进出县上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接连不断。机关职工只能耐心接待，笑脸相迎。一时间，“炮打”、“火烧”、“砸烂”、“横扫”、“罢官”、“揪斗”之风刮遍全县。农村的红卫兵仿效县城，也造反、批斗，还大搞破“四旧”，恣意毁坏庙宇、祠堂，破坏文物，烧掉字画。
　　提心吊胆地去外调
　　1967年夏季，中央通知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强调一边搞文革，一边抓工作。内清室摸排线索，安排白主任带我外出去搞调查，前后80多天，去过甘、陕、宁、豫，目睹了文革的风风雨雨，感触了动乱的可怕景象。
　　头一站到泾川县，刚一下车去县委组织部换信，就被批斗县上走资派的会场堵住了县委大门，县委、政府全体领导站在台口亮相，个个低头弯腰，人人后面有红卫兵坚守，声嘶力竭地批判发言一个紧接一个。待散会，到了组织部，接待的同志说，我们这里都瘫痪了，你们还能出来工作。上到平凉，又遇上揭批刘、邓代理人钟、鲁、鱼、强（地区领导简称），去单位，单位瘫痪根本找不到人，只好调头上固原。进了固原城迎面遇见数千人的解放军大游行，支持造反派，声讨走资派。排山倒海的声势，巨浪排空的口号，足使过路人丧魂落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整个固原城糊成了个面目狼藉。可能是解放军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两派的矛盾，互打派仗，停工、停产、停电。我们下乡走访取证，去了纯回民地区张易公社，找到支部书记，谈了情况，还招呼我们吃了午饭。他告诉我们，这里曾是回民“五·二叛乱”基地，多是反属家庭，晚上不好安排住宿，我们只得步行20多公里返回固原。上到银川，正遇两派大游行，一派高喊打倒走资派杨、马、李、甘、吴（自治区当权者简称），一派高喊打倒朱声达（宁夏军区司令）支派不支左。两派以钟鼓楼为界，高音喇叭对骂，形成对峙，路人不能通过，我们只好避开城市住郊区。无法开展工作，只好去兰州。这时的兰州城已被文革动乱折腾的交通阻塞、秩序混乱、垃圾成堆，人人自危。见了几个熟人，都在私下议论，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无不流露出对形势的疑虑和担忧。一天下午找食堂吃饭，被两派武斗队伍夹击在一个胡同里跑来跑去，险些挨了棍棒，吃了大亏，弄得惊魂不定。在兰州办完事，上张掖去高台县，买了火车普快票一天就能到，结果一路晚点，六七百公里路途，整整在火车上坐了三天三夜，车厢里人满为患，厕所里、行李架上都是人。每到一站，上不去下不来，一晚点就是半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大小便更成问题，车里一股汗腥味。当我们住进高台招待所后，整整睡了一天一夜，待缓过神，竟然辨不了东西方向。原打算上新疆，听说那面形势紧张，不宜前往，只好返回。不过这次我们说啥也不座火车了，硬是爬汽车，坐拖拉机，一颠一跛离开河西走廊，向东迈进。在河南灵宝县，适逢三伏大热天，这里一支手执钢刀，头戴安全帽，武装到牙齿的造反派，数百人流，正在游行，横冲直撞，不可一世，给另一派施压。我们被逼在招待所不能进出，恰巧我突患菌痢，“顿饭功夫三遗矢”，严重不适，白主任戏谑我被造反派吓了个肚子疼。在延安地区做完工作，专门参观了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和革命文物。这里交通受阻，买票困难，我们一行被困在旅社，半夜去车站排队时，竟然遭到手执武器的造反派劫持，误以为我们是对方的侦探，被排查到天亮后，才引到卖票处。到西安又遇上造反派静坐示威，偌大西安，竟寸步难行，饭也吃不成，店也住不上。本来还有几条线索，白主任说:“算了,回吧！形势这样乱，一点不对还要搭配性命呢。”近三个月外调，受了折磨，吃了苦头，饱尝了文革动乱的忧患。
　　七嘴八舌的战斗队
　　学校红卫兵组织纷纷登场，县级单位职工不甘落后，组织造反队伍，张榜告示，名目繁多的兵团、战斗队、司令部、指挥部接踵亮相。造反派组织大到几百人的如一中的“井冈山兵团”、“遵义兵团”，二中的“文联总”；小到兽防站老丁一人的“独立大队”。出于形势所逼，县委机关也互相串联，紧急酝酿，先后有四个战斗队相继出台（斗私批修战斗队50多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0多人、挺进纵队4人、11·7兵团17人）。我们单位的同志犹豫颇多，有的说，当观潮派，坐山观虎斗；有的说，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文化革命，不参加是没有好结果的。这时，大家想法很多，生怕跟得不紧，在运动中吃亏掉队，又怕站错了队。最后，在几位同志撮合下，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有5个科级干部，其余是一般干部，多为部门业务主办，命名“11·7”兵团，含义是1967年11月7日成立的，又是17人。谁当头头，乱提一通，最后竟然落在了我的头上，还有老毛、老张做助手。我能接受吗？凭哪一条也轮不到我，说啥我也不同意。散会后，白主任给我做工作，说大家考虑，你刚到县委，和当权派无任何关系，不存在保皇的嫌疑。再是你未担任领导职务，社会背景、工作上都没啥问题，别人不会在你身上找麻烦，你出面，有事大家办，天塌下来大家顶。他是我的直接领导，这一说，是福是祸，我只能唯命是从了。在战斗队会议上我开宗明义地说，让我当战斗队长，是大家看错了人，既然让我当，我就应允了，我胆子不大，点子不多，弄瞎弄好，还靠大家。有人当场开玩笑说，你这个就职演说就缺乏胜战观念。果然，当战斗队成立的海报一贴出，就遭到外界的讽刺挖苦，说我们的战斗队是个“不用标签的保皇组织”。县上的造反派为了整当权派，整天到县委机关翻档案，查记录，找口供，为自己组织积累资料，准备打倒当权派的炮弹。老实说，谁不想当个造反派，听到一些非议，确实我有些胆寒。接着，宁县社教结束了，领导都回来了，来县委、人委造反的队伍络绎不绝，勒令县上当权派回答问题，甚至拉去上街游行，造成一片混乱，致使县上领导机关瘫痪。县委机关四个战斗组织，经过协商联合起来，组成县委兵团，选出李、张二同志为团长，我们五人是成员。有一天，县供销联社造反组织发来通知，他们要召开大会，夺单位领导赵某人的权（后期解放），要求县委造反派在会上发言支持他们。李团长指定我作为县委兵团代表发言，理由是其他人和赵太熟，碍于情面，只得回避，我推辞不过，只好接承。会场设在县委门前，红卫兵披戴袖章，站立两旁，大街上人群如潮，场面森严，当扭出当权派时，口号声如雷贯耳。一个个发言者，声嘶力竭，火力十足。第一次在这种场合发言，有些胆战心惊。我发言后，身旁有人议论，就县委这个人讲的乏味。回去我给李团长说，这个差使完成的不好，他竟说，总算凑合过去了。
　　这时县上够乱的，在众多造反团队大揭发、大批判、大辩论的基础上，围绕谁是应该打到的走资派，成了全县城乡议论的热点。当时县上只有八个县级领导，四位书记、四位县长，围绕县委书记秦汝哲，是保？是打？社会上分为两派，一派是“东方红公社”，声称打倒秦、刘（县长刘善修）、王（副书记王生金），以县农机局和机修厂为基地，拖拉机工人为骨干，一中“井冈山兵团”作主力，农机班长马某被推举为总司令。他年轻气盛，很有朝气，又人多势众。另一派“联合总部”，打倒田旺恩（副书记）一小撮（包括部门几位科级干部），以商业局和各公司为基地，一中“遵义兵团”为主力，百货公司文书、转业军人张某为总头目。当时县上最激烈的要算一中学生、农机局工人、商业局系统，党政机关除个别人，大势比较平稳。县委兵团解体，分成两派，我们“11·7”这十几个人，倾向“联总”观点，与县委另一派形成对峙。对秦汝哲是打是保，为这事我们内部也七嘴八舌争论不休。大家认为对秦就是要保。秦汝哲是好是坏？我没接触过。从两派掌握的大量材料看，他地主出身，背景复杂，14岁参加革命，行政十三级（副地级），在任兰州市公安局长时，执行彭罗（即彭真、罗瑞卿）资产阶级政法路线。而从他在镇原的工作和群众反映看，性格直爽，处事果断，真抓实干，下乡深入民宅，体恤民情，为民解困，遇到问题，能当机立断，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领导，许多农民组织喊着口号进城要保秦。刘善修（原兰大党委副书记，行政十三级，下派干部）理论水准高，性格温和，群众基础好，和秦汝哲观点一致，被连在一块。王生金很务实，好学习，爱钻研，在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被造反派诬为不突出政治。曾对林彪“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的提法有质疑，说“有个政治经济学，没有个政治政治学”，被认为是反对林彪，划为秦派。田旺恩说话幽默，为人随和，与秦汝哲观点不一，有人揭发他在一次和人争论问题时说过：有些事是个比喻，人喊毛主席万岁，谁能活一万岁，我看活一百岁就多了，被抓了把把，认为是反对伟大领袖。明知田旺恩打不到，为了给对方出气，硬是揪住不放。其它四位县级干部（副书记郭生荣，副县长李应虎、焦发海、金万库）都是工农出身，观点不明确，被诬蔑为“全民领导”。这些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低，受尽凌辱。一次造反派质问郭生荣：“你学过毛选吗？”郭说：“当然学了。”又问：“毛选第一篇啥内容？”郭答：“学是学了，我一学就一目了然（意思是忘了）。”又问另一领导：“我国外交部长是谁？”答：“可能是莫斯科。”惹的一场耻笑。形势的发展，我们也觉得自己已处于劣势，但我们战斗队团结紧密，观点不变。在批斗走资派过程中，斗争方式逐渐升级，双方造反派失去理智，使尽心机，动手动脚，对打倒对象，触及皮肉，摧残身体，被斗者不堪忍受。
　　1967年冬天，县上的当权派已感大难临头，为保自己安全，下乡进山，投亲靠友，几乎跑光了，随后又一个个被推回来了。自己阅历浅，面临混乱形势，瞻前顾后，一时没了主意。县委农场有点瘫痪，没人放羊，自告奋勇，去放羊一月。回到单位，我们内部的老孙、老白、老毛在聊天中谈到，这些年来，运动很多，你看现在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运动一过去，秦刘王还是秦刘王，田旺恩还是田旺恩。他们的意思是说要冷静一点，不要把事做过头，注意分寸，把握尺度。而一块的老李、老王等几位却主张不要前怕老虎后怕狼，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做呢？还讥笑着说，看苍蝇跌下来把你头打了着。于是他们背着我们参与外面造反派活动，一起劫去了人委和招待所的一些办公用具及部分物品，事后被清查组几次叫去要说清楚，受了点委屈。
　　那时的派性斗争相当激烈，以派划线，以派认人，因为观点不一，父子相背，夫妻反目，兄弟成仇，朋友疏远。只要是同一观点，不相识的也亲密无间，视若知己。派性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文革时期。在林彪、江青一伙极左势力和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的引诱下，文革中两派斗争炽热的程度已经超越说理辩论的地步，出言不逊，广播对骂，互相攻击，且储备物资，抽调人马，准备武器，组织文攻武卫，各自的武斗班子在磨刀霍霍，激烈的派性斗争使城乡群众无比担忧。终于在1968年2月的一天，双方在上马台针锋相对，真枪实弹，相互械斗，大打出手，造成人员伤害。在局势恶化的时刻，我恰好回了老家，我们战斗队有人情绪激动，要站出来冲锋陷阵，幸被大家说服了。随后解放军支左部队介入，控制局势，稳住了大局。经过办学习班，学最高指示，几经反复折腾，4月下旬省革委会批准两派都是造反派组织，各派实行大联合，各种名堂的战斗组织也自行消亡，成立了由军方代表、领导干部、群众代表三结合的开云足彩app下载官网革命委员会，原县委、人委的工作机构一律撤销，设立三部一室（即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办公室），统管党政财文大权，武装部长莫士元担任县革委会主任，刘善修、王生金、田旺恩和其他四位县级领导干部先后被结合，唯独秦汝哲靠边。我们战斗队的白主任作为领导干部代表，结合为县革委会常委，还有七人被安排在革委会办事机构工作。
　　来势凶猛的红色台风
　　在1968年元月，由于庆阳军分区支左有错误，兰州军区派省军区独立师接管军分区，主持庆阳地区支左工作，我县是由团政委王兆祥率领近百人的支左队伍，刚到县城，就赢得了全县各派造反组织的热烈欢迎。随后支左部队进驻县直单位、各公社及个别大队。他们深入两派群众，引导大家学毛著，坚持四同，谈心交友，了解情况，不表态，不支派，促成大联合，成立县革委会，功不可没。
　　县革委会成立不久，支左部队和县革委会组织刮起的一场12级红色台风，来势凶猛，打击面宽，镇原人民又遭受了一场灾难深重的浩劫。5月中旬，王兆祥在全县广播大会上，作了一个狠抓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讲话，录音播放多次，号召全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迅速行动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包括特务、叛徒、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一切有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当即雷厉风行，火速行动，不到三天，全县各级就抓了有各类问题的5000多人。有问题的科级干部集中在县委党校的教室里办学习班，由县上大批判组和专案组派人专管，我去送材料时，见到有五六十人，面孔很熟。他们多数是单位造反派扭送的，也有人为躲避皮肉之苦，自己背上行李投案的。有问题的一般职工在本单位监管。农村各公社、大队根据专政对象问题严重程度，都由专案组分级控制管押，把抓来的专政对象都集中在公社、大队设立的学习班里，民兵看守。这种学习班的形式叫群众专政，专案人员负责，火力很硬，搞刑讯逼供，逼迫交待罪行，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三岔公社马社长、马渠公社王社长、县医院李某、面粉厂张某，都在这段时间丧命。农村社队隔三间五也有整死人的消息。
　　忍辱负重的新工作
　　1968年7月，地区选调我们七个人参加全区清档工作。离县后，形势逆转，庆阳地区革委会军方掌权，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为了掀起文革高潮，竟然公开认定和宣布了各县的一批走资派名单，再一次挑起了迫害干部和派性斗争的高潮。
　　秦汝哲被认定为开云足彩app下载官网走资派，使我们大失所望。接着由造反派把秦汝哲像死刑犯人一样，押到全县各公社巡回批判、捆绑挂牌、残酷斗争，或在职代会“关牛棚”，或下放机修厂和寺沟电站劳动，这时，凡是造反派想得出的刑罚都用上了。保了秦汝哲的战斗组织、干部和群众，当然成了“老保”，“老保”也的确不好当。借学习灵宝经验之际，革委会精兵简政，把在县革委会办事人员中的“老保”几乎全部调出，或在职代会参加斗私批修做检查，或下放后山公社劳动锻炼。这一派的头面人物张某作为坏头头批判斗争，整得浑身是伤，死去活来，最后戴坏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回原籍河南监督劳动，直到“四人帮”打到后才平反，恢复名誉。各单位保秦的小头头也一个个被楸出来亮相批判，派性小的单位只作个斗私批修了事。我在地委清档组期间，整理档案，编写卷宗提要，受到军代表的赞扬。突然县职代会来电话，说我站错队，催我回县斗私批修。军代表多方周旋，想叫我就地检查一下，不一定回去，但未被采纳。刚满六个月，和同去的老孙返回县城在职代会报到。职代会是派性十足的老刘同志拿事，他对我说，把你叫回来主要是检查保秦汝哲的问题，你先准备一下再上会检查。我说，秦汝哲我保过，认得人，没搭过话，敢保证没做违法的事。他很不耐烦地说，会上再说。当时的职代会是原来县委、人委机关工作人员中未选进革委会，也未抽调下乡包队的留守人员多半是“老保”，也有这样那样问题未做结论者。我参加了一上午职代会，到会人员不多，看他们的面孔，愁眉苦脸的，不屑一顾的，忿忿不平的，也有几个趾高气扬、昂首挺胸的造反派。会上主要是讨论给这些人的处分问题。结束时，主持人告诉我第二天会上检讨。凑巧的是刚出会议室，政治部老安通知我说，已经研究把我调到政治部，王主任叫下午就上班。我觉得太突然了，下午去政治部，我给王主任说，在职代会还没检查呢。王说，你的问题我们已经考察了解过，没有啥，是职代会这些人没事寻事。现在批判多中心，纠正一派掌权的问题。谢天谢地，我算过关了。就这，老刘同志多心了，本来很熟，好长时间见了不说话（时间不久，把他安排在我单位，他对我的工作配合的还可以）。在政治部又是六个月，被调到保卫部工作。在政治部站错队就我一人，王主任和我不是一派的，他处事公正，能一视同仁，分我办宣传业务。而副职老董，是结合的群众代表，以派待人，对我处处设防。在工作中，自己像个“投诚”人员，理不直，气不壮，总觉得沉闷地透不过气来。借王主任上省开会期间，突然决定把我调离，我有些愕然，明明是排除异己，老董却给我说是为了加强保卫部工作，我说非常理解。而保卫部罗部长恰巧是文革中我这一派打倒的对象，虽然没直接和他较过量，但给他写过大字报，肯定对他的思想有伤害。当时我想，到了这一步，只能顺其自然。不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罗部长对我的态度大出所料。我去报到，他笑着说，不打不成交，宝玺，你来了我欢迎，咱好好配合一起工作吧。以后还指定我负责办公室工作，处处关照，十分尊重我的人格，我倒感觉比在老董麾下顺心得多。1970年冬季，罗部长调到地区工作，我被任命为文卫局副局长。
　　在动乱的日日夜夜，自己工作不久，幸好没有失去理智，没有做过分的事情，虽然落了个“老保”，想整我的人，没有找到蛛丝马迹，也没挨整，只不过受了点冷气而已，基本上安然无恙。有一两个人跟我过不去，最后还是过来了。我不相信因果报应，而文革中几个派性严重的人，有的下场不好，有的过早去世，而他们要誓死打到的“秦、刘、王”，以后却升任地级领导，年逾90还健在。
　　县革委会成立，由军方主政，对稳定大局，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恢复正常工作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身为一把手的军代表莫士元，工农出身，群众印象是敦笃、持成、稳妥、务实、艰苦朴素。但是，由于本人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文化程度低，又受极左思潮和派性影响，以后在任县委书记主持县上全盘工作期间，在克服派性，对群众组织“一碗水端平”问题上有偏差。三部一室由造反派掌权，另一派几乎全部下放劳动是他的决策。在大刮红色台风指导“一打三反”运动中，以派划线，打击面太宽，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有的人被整死。在干部的结合安置上，有亲一派疏一派现象，错误地撤销二中和新巷子完小，把一些不同观点的外籍教高中课的教师，调到偏远初中。尤其是借斗批改之机，指派政治品质不好的人，以“三代会”名义残酷的整老干部，对秦汝哲关“牛棚”，刑讯逼供，下厂监督劳动，七年不解放。鉴于这些问题，1972年春季，上级调整了县上主要领导职务，免去莫士元开云足彩app下载官网委书记职务，由新来的傅得奎接替县委书记。在交接会上，上级通知马上解放秦汝哲，莫还坚持认为秦是走资派，要给处分。在省、地委干预下，秦才背了党内警告处分去永昌任县委书记（时间不长提任武威地委副书记，警告处分八年后撤销）。
　　随着形势的发展，文革造成的动乱日趋好转，而“四人帮”肆无忌惮的推行极左路线，人们心中的忧虑并没解除。1976年以后，随着“四人帮”粉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革痕迹渐渐地被洗涤干净，镇原大地逐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