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祥，男，汉族，生于公元1913年，世居开云足彩app下载官网马渠乡唐塬村，以农为业。何氏家族世代为人宽厚，勤劳朴实，不染邪恶，俱有贤名。何国祥是个性格温和、老实憨厚、不识字的农民，他胸怀坦荡，体魄强健，乐于助人，深孚众望。革命战争年月游击队的负责人以及当年在马渠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后来曾任地、县级领导的郭发永、梁满财、豆满文、牛积仓等常来他家吃饭、住宿、商量事情。所以在土地改革时，他家尽管划为地主成分，而无人戴地主分子帽子，也没挨批斗。他的亲弟何国翰在参加革命工作，现在还是退休干部。那时他家大人多，对雇工从不另眼看待，村上的人有难处，或帮粮或借款，从不吝啬。解放后，到五六年前，他家每年都给国家认交公粮一万斤以上。共产党的政策他和所有的人一样，从心底里拥护，行动上支持，只要党有号召，就坚决响应，认为这是一个农民的天职。然而极左的政治运动使这个家庭遭到沉重的打击和折磨。

　　1958年，祖国大地的极左狂潮正在风起云涌，宣传总路线的声浪震耳欲聋，动员大跃进的号令紧锣密鼓，虚报粮食高产的消息连篇累牍，全民炼铁大军人山人海。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鼓干劲，全国人民公社化、村村公共食堂化。县上要求大搞水利建设，提出：“斩断三河，水上五塬，完成五渠三池一库，打井十万眼，挖窖八千口，实现井窖星罗棋布化”。动员八万劳力（占全县劳力83%）上工地，日夜奋战，大战百日，完成任务。大办水利所需资金靠在群众中搞集资。正在这时马渠乡唐塬村来了工作组，专门搞水利集资，主要是在地富家庭挖底财，何国祥被列为重点。白天晚上开会，勒逼他交出底财。交待政策之后，他慷慨交出了所有积存四百银元，他父亲也交出了私存的二百银元。之后，把何国祥送往开边鸡头山工地修水渠。十多天后叫回继续深挖，工作组认为底财没挖完。磨了几天几夜，最后到了动手动脚的地步。他的胸部被人一脚踢掉有一指长的肉皮，血流如注。衣衫被唾沫和鼻涕淋湿，被折磨得连回家吃饭都有困难。由于交不出底财，这年的古历八月初九召开全村社员大会，批斗后，逮捕入狱，押送回县公安局看守所。这时县上正在揭批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因为百姓要回销粮而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案。审讯中何国祥是不法地主分子、以抗拒水利集资定罪，名列“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中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监狱狭小，被送到水荫沟土窑洞关押。当时，犯人吃不饱，卫生条件差，住得又拥挤，有病得不到治疗，饿死病死犯人的事几乎天天有。何国祥的任务是抬死人。犯人死了，就派他去抬到南城墙外荒地掩埋，再插上个有死者名字的牌牌。这时，他就想，我现在抬别人，不知那一天我被人抬出去埋呷。

　　1959年春天，何国祥被押送平凉监狱改造。去了以后，这里的犯人生活困难，粮食少，副食缺，犯人要搞生产自救。监狱管理处抽调一批犯人到安口去开荒种粮种菜。何国祥又和一批难友被押送到安口劳改。这里是荒郊野外，居住条件差，吃不饱，劳动苦，死人的事经常发生。虽有荷枪实弹警卫，而犯人逃跑的也不少，被抓回来打得死去活来。这时，他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跑！这一想法的产生，又使他心惊肉跳，跑不掉，叫抓住，挨打的罪受不了；不跑吧，迟早要饿死。你想，做了一辈子活的老农，那一天不吃个斤半二斤的，现在犯人的口粮每天七两、六两还往下减，搞瓜菜代，照这样别说十四年，有两三个月就没命了。咋么个跑法呢？他在想。他来监狱，以吃苦、勤快、细致、认真、老实、听话，曾赢得了管理人员的表扬。要跑的话，就要麻痹看守人员，盯空空，要一下跑出去，千万不敢叫抓住。思谋良久，他终于下定了逃跑的决心。

　　第一次逃跑。在监狱里，犯人饿得栽昏倒跤，从不记也不问日历。有一天下午，没叫他出集体工，安排他做些零碎活，下午快收工了，他钻进草丛，拔腿就跑，结果路生，没隐蔽好，叫看守发现抓回，上了铐，组织批斗教育。

　　第二次逃跑。距第一次有十来天，他看到犯人又饿又病，不跑非死不可。这一天他跑掉了，盲人瞎马只知道朝东跑，晚上跑，白天钻水洞。这时，病的不行了，找了一个大队药铺，说他是“过路人，有病了求大爷给几粒药，救我一命，以后报恩。”药铺是一位老者，发了慈善心，问了病症，给了几粒药吃了。出来又碰上追捕人员，立马抓回。这回麻搭了，戴了手铐，上了脚镣，打入底监，腿展不开，臂伸不直，押了七天七夜，每天只送点救命饭。他急了，整天大喊大叫，才被放出，请人写了保证划了押，不再外逃。保证是做了，逃跑的决心没有变。

　　第三次逃跑。到了夏天，麦子快黄了。这一天，犯人到田间集体劳动，看守人员持枪四围巡逻。快到下午了，一阵雷响，突然大雨倾盆，犯人和看守人员躲雨带上工具往回跑。他看，机会到了，溜到后面，调过头，冒大雨一股劲朝平凉方向跑，跑出禁区，抄小路，走捷径，天黑时已跑到平凉河。再说看守人员回去雨还没停，待雨停点名，何国祥没回来，管理人员慌了神，兵分几路，沿山沿路追寻，他们知道朝平凉的可能性大，当这路人马追到平凉河附近看到一个新跑的脚印，朝脚印追来。这时天黑了，何国祥已过河，恰有一丛沙棘林，长得很密、很高大，他看到追捕人员手握着手电，朝他而来，他跑进树林，不顾刺扎，爬上树股。追捕人员乱嚷：这家伙跑了几次了，若不服法，枪击算了。因到沙棘林无法辨别去处，河水涨了，追捕人员估计叫水冲去了，就喊了一阵，收兵返回。他长出了一口气，在沙棘林中美美睡了一觉。天快亮了，饿得慌，就窜到麦地，捋了几把麦穗，吹去麦衣，把麦粒送到嘴里，嚼得下，咽不下。毕竟是肚子空了，就这生麦粒还是吃了一饱。他在想，天亮后狱方还是会来找的，再不敢跑了，得赶快藏起来，于是折了个木棍拿着，靠山隐蔽处找了个古水洞，藏了进去，这一藏就是几天。吃什么，他在想方设法，进村讨要，使不得。吃生食怕消化不了丢了命。这时他想起了念书孩子说过，书上说人是猴子变的，猴子吃生的不是也活着吗。他就白天钻在古洞，晚上出来捋麦穗，刨洋芋，这时的洋芋才长得象指拇蛋大。细嚼慢咽，虽然肚子不舒服，但比饿着好受些。洞中过了七八天，自己感到心里踏实些了。下一步往那里走，他在想：回家使不得，等于进监狱。投亲使不得，要连累亲戚。干脆上环县、固原钻山，那里地广人稀，或许是一条生路。就这样定了。

　　朝北走，昼伏夜行，吃生食，不入户，走小路，躲开人群。接近固原地界，他大胆地上门要饭。当时办公共食堂了，饭不好要，在那独庄独家偶然要到一顿饱餐是有的，从这时起，能吃到熟食了，人也有了精神。下一步怎么走，他打算找过去曾经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叫贾瓜子，在环县小南沟一带，找着他或许能帮他找个出路。这样，一边讨要，一边找。有天快到小南沟了，在路上遇见了一个人，很像他要找的贾瓜子。他大胆地叫了一声：“瓜子老弟”。这人眼瞪着他，略加思索：“国祥兄，你怎么能到这里来？”何说：“我要的吃着呢”。贾说：“前面是我家，快到家里吧”。到了贾瓜子家，尽管生活困难，还是收留了他。何国祥一五一十地把他的辛酸遭遇诉说了一遍。贾瓜子听后出了一身冷汗，便说：“这里比镇原情况好一点，拉扯你一半个人没有大的交道，就怕时间长了出事。”他们两个反复琢磨：要立住脚，就得改名换姓，编造简历，学点手艺，以图久安。于是何国祥改为赵明理，是平凉人，贫农，生活困难，外出讨要为生。于是就给人做土活，挖羊粪，拾柴禾，先是不收工钱，吃几顿饭就行了。以后人们看他活做得细、做得好，做完后，给些粮，还给点钱。这样，叫他做活的人多了，他还学会了漫窑、修窑、箍窑，成了土匠，活动在环县车道、合道、毛井、小南沟及固原一带。逢年过节，他就在贾瓜子家落脚。他人缘好，与当地人相处和谐，很受爱戴，还交了朋友，认了亲戚，挣了点盘缠。

　　时随日去，1960年冬，中央召开西北局兰州会议，政策宽了，食堂散了，划自留地了。这时，他想念老婆，想念孩子，想过回家看看。但又想到，这背上有外逃犯的名，不敢马虎，边走边看吧。就这样取消了回家的念头。

　　再说，何国祥家里发生了事情。他法办了，工作组把矛头指向年迈的父亲何发旺，还是为交出底财的事，连续批斗三天三夜，老人不堪忍受折磨，被迫跳入水窖溺水身亡。出于无奈，工作组停止了挖底财。而接着的是何国祥越狱出逃之事，政法部门和公社里的人多次上门要家中交出何国祥。并在所有亲戚家三翻五次查找，天知道何国祥在哪里？这时，在兰州工作的弟弟何国翰因家中事情牵连，遣返回家。

　　老人去世了，弟弟遣返回家了，家中发生的事何国祥是无法知道的。他在外流浪，多么想回上一封信，让家里人知道他还活着。他不识字，动过请人写信的念头，终久没有这样做。但托人捎过口信，家里还是知道过一点他活着的信息。六十年代中期农村搞开社教，抓开阶级斗争了，何国祥意识到，大事不好，得千万小心。不料他被人监视了，有人反映，赵明理这个老汉来路不明，村上干部以清理外流人口名义，进行审问，随后公社派民兵把他往平凉遣送。走了两天，晚上住到一个供销社分销店里，村上演电影，两个民兵想去看，把何国祥交给店里的杨会计看管。何看机会到了，给杨会计下跪求情，说他是个要吃的可怜人，送回去不得活。你救上我一命，以后一定报恩。杨很同情他，便说，那你就翻墙跑吧。何说，怕翻墙摔坏。杨会计就打开门放走了何。同时在墙上擦了个印影，把民兵哄过了。以后何把杨会计认了个朋友，给他家帮助做过些活，算是报了恩。

　　文革开始了，造反派气势汹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何国祥想，这里距家乡太近，叫抓回去，还是不得活。贾瓜子也怕受牵连，叫他挪个地方。并给出了个主意，说他邻家张廷满有个亲戚在南湫，那里和宁夏接界，人烟稀少，便于躲避。他毅然离开贾瓜子和交识的一些熟人好友，向北走了。到了南湫，落住了脚，几经周折，在黄天子队认识了大队支书李占仁。这是个好人，他一大家人，有老有小，支书公事很忙，家里缺少劳力，他就被留住在家干活。有一天来了一批人造李支书反，上门抄家，说李家藏下来路不明的坏人。李支书不在家，其父一边让何从房后越墙逃走，一边出门阻拦，质问他家的坏人在哪里，找不到了谁负责任，被吓唬走了。遇上运动紧张，李支书他父亲就给何国祥两件皮袄，晚上睡在山里，一铺一盖，李父吆上羊给送吃的。平时帮李支书干些活，也在周围给人做土活，维持生活。在流亡中，有一次突然发高烧，当地无医，险些送了命，偶遇一位流窜的藏族喇嘛，兑了草药治好了病。他和这个喇嘛交了朋友，学会了中草药治头疼脑热，帮助当地人解除痛苦。过了几年，他觉得年岁高了，体力也差了，做土活身体支持不下来，就学做皮活，加工皮绳。这里有皮张资源，皮活销路也好，这个活一直干了近十年。何国祥心直口快，爱说公道，时间长了，在当地常有人请他说家务，解纠纷。谁家有婚丧喜事也请他帮忙。

　　“四人帮”打倒了，改革开放了，好政策出台了，人们整天谈论的都是好消息，好新闻。何国祥心动了，他在想什么，人们不知道。李支书是看出点苗头了。便问他，老赵你这些天好象有心事。何说，没有啥。李说，我们村上传达了上面精神，正落实政策，五类分子的帽子全摘了，有几个外逃多年的人都回来了。何说这些人回来再追究什么责任吗？李说，政策变了，不但不追究，还为人家赔礼道歉，给有的人发了生活补贴。何国祥仍然守口如瓶，他似乎悟出点道理，共产党好着呢！但是政策多变，包产到户了，还会合作吗？地富反坏的帽子摘了，还搞阶级斗争吗？他在思谋，在沉默。

　　何国祥家乡确实“解放”了。首先是地主成份改变了，包产到户了，胞弟何国翰被兰州单位平反安置了，孙子考上中专、大学了，县上落实政策办公室发文通知何国祥的冤案平反了。对何家来说，真是好戏连台，悲喜交加。冤案平反了，人在那里？全家老小，亲朋好友在思念亲人。子女在商量，人在，一定要找回来；人不在，一定把遗体寻回来。

　　改革开放后，何国祥沉默了五年。这个日子他记得清，1983年春的一天，他和李支书扯家常，把二十五年逃亡的辛酸给李倒了个干干净净。李支书大吃一惊：“好我的赵老汉，我该叫你何大哥了。你隐名藏姓二十多年，有家不能归，好苦啊！我给你说，把一切的顾虑打消完，现在是邓大人主政，天晴了。你早应给我说清楚，等了这些年才给我说这话，为时太晚。我给你挺主意，打道回府。”李支书帮助凑盘缠，收拾行李。何国祥要走了，人们来送他，他在这里蹲了十来年，有熟人，有朋友，有干亲，依依惜别。他背着行李没有搭车，他是边走边看，也在一边想着，为了逃这条命，已经飘荡二十多年，万一跌进陷阱，就前功尽弃了。走了一路，想了一路，看了一路，这政策确实好了，也安稳了。行程月余，步迈千里，快到家了，他没有直接回家，在三岔的女儿家住下来，想稳定一下激动的情绪。

　　家里的三个儿子四处寻父几年了。这年五月的一天，三岔亲戚捎来话，说父亲回来了，弟兄几个争先恐后吆上毛驴把老人接回来。

　　何国祥回到了家，叫爸的，叫爷的，叫太爷的，四世同堂，他多么感谢贤妻多年照顾这一家的功劳啊！亲人相聚，过喜则悲，哭成一团。大儿子说话了，政策好了，老人平安回来了，这是大喜，我们能和别人一样过安稳日子了。何国祥说，这二十多年，是几位好心人救了我的命，你们要记住这些人，以后常去看看他。村上干部、亲戚乡邻听到何国祥回来了，上门问安、探望的络绎不绝。从此何国祥过上了安稳日子，直到1989年病逝。

补记：何国祥老先生的二子何其卓是作者同窗，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听说过老先生逃亡的说法。有幸在一九八四年冬在县城遇见老先生本人，即请到办公室叙谈。多年来，我想把这件事写出来，今在其卓提供资料，几位当年的政法干警也说了些相关的事，总算写出来了。我在这里要说的一句话是，何老先生的精神，就是中国农民的精神，尽管他逝世十多年了，但我相信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何氏家族乃至知道他的人的后代去更好地珍惜今天，建设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