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出阳关戍边疆

　　1963年这一年，对我来说是一生难以忘怀的一年，也是人生转折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我入伍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即将穿上那身令人羡慕不已的黄军装，我兴奋的几夜都没有合眼。那是1963年12月1日，我们镇原218名新兵，从镇原乘坐汽车到达西安，再从西安转乘火车，奔赴我们的目的地。临上火车时，接兵的团政委杜祥云告诉我们要到新疆去，就乘坐这趟待客车。上车后，我们才发现这个所谓的待客车就是闷罐子车，车上每节车厢只有4个60公分大的透气小窗口，车厢内铺了一层麦草。数九严寒，冷气袭人，我们就睡在临出发时在县兵役局领取的被子上面连铺带盖，车厢内没有和任何座位设施，所幸的是大站小站都停，所以大小便基本可以解决，有时停几个小时经常换车头，吃饭更无定时，在陇西车站就整整停了一夜。往西经过张掖后，茫茫戈壁，人烟稀少，出了嘉峪关后更是满目荒凉，下午鸟归巢，羊进圈时，偶尔还能看到零星用土坯搭建的农舍，簇簇炊烟冉冉升起，一种怀故思亲的心情油然而生，正如古人所云 “出了嘉峪关，眼泪哭不干”。但一想到是去新疆守卫我们的边疆，那就是另一种心情了。
　　两天三夜后到达了新疆鄯善县的大河沿，我们再改乘汽车，下午五时许终于到达了马兰村以北的一个山谷，即新兵连所在地——虎龙口（即现在的红山，也是21基地的政治部、司令部、科研所所在地）。然而，我们眼前所谓的营房，就是土坯简易房，我们的情绪顿时都十分低落，原本想当兵向往在大城市开汽车或住洋房的梦想变成了泡影。下车后，我们集合在一个土院子里，坐在自己用被子打起背包上面，因在火车上还学了一首《我是一个兵》的新歌曲，接兵的刘指导员起歌让我们唱，第一次起歌没有人开口，我一看大家都低着头，第二次刘指导员说大家车坐累了，振作一下精神，接着又起，总算唱响了，营房上空顿时飘扬起铿锵嘹亮的歌声。晚上我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我想人的一生是和命运做斗争的一生，也是战胜自我的一生，尽管这里条件艰苦，但我一定要坚持下去，要实现我的远大理想。最后分班时，我被分到新兵连21班，从此开启了我人生新的征程。

经历人生第一场风沙

 　　在虎龙口新兵连训练了3个月后，我们转至海龙口200公里以外的试验区进行军事施工工程，我被分到老连队3营9连6班，班长许茂妞（1959年兵，河南人）。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施工，任务是开挖电缆沟（当时保密不叫电缆沟，只是叫挖渠，样子像水渠一样，但随着地形高低走势，不保平衡，只是围绕爆心象蜘蛛网状延伸，深度1.2米，上面宽度不限，下面保证30公分宽），两人一组，全班共7个组，和我一组的是一位江西1962年的老兵汤乐茂。第一天施工，我的双手就磨了两个血泡。第二天，班长就开始具体分配任务，一组10米，因地基是岩碱石块很坚硬，要经过爆破才能松动，经过一天的奋力拼搏，下午班长丈量时我们组才得了个第三名。
　　当天下午就刮起了大风，到晚上风更大，简直就像台风一样。凌晨一点左右，我们住的帆布单帐篷被大风掀翻，身上的被子如果压的不好，随时有被大风刮去的可能。因为我个子大，紧挨着许班长，我听见他大声喊：“快，打饭铝盆子被风刮跑了。”他压住我的衣服和被物，给我一个手电筒，叫我赶快去追。我奋力追了300多米，所幸盆子被一堆骆驼刺挡住，我才拣到手。第二天还受到班长的表扬，说我为班里抢回了打饭盆子。回来后由于风大，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想工程兵4年服役期如何度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竖横不能动摇，坚持就是胜利。我觉得这是我人生道路上千锤百炼的第一次，这是我向艰苦才开始挑战。真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原子弹爆炸见闻

　　1964年至1969年2月，我亲自参加，配合施工、回收原子弹、氢弹试验任务共八次。记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于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爆炸，它是固定在一个约120米高的铁塔上，铁塔顶端象一间约3×3米、高2米的铁房子内引爆的，铁塔的下端约有15×15米大，塔型上面小，下面大，是用40公分宽、20公分厚的工字钢安装组成，技术人员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吊装成功。因为当时我们连一直在周围施工，每天看见铁塔一层层升高，但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因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十分隐秘，只有接通地下电缆，地面上没有摆放试验样品，也无回收任务，爆炸前我们都撤出了场区。试验成功后中国向世界发出号外，全国庆祝，我们这才知道以前所搞的一切工程就是为了该试验，我们也因此放假三天，改善生活。二次返回场区，我们连就住在爆心西南面约2公里的地方。周日我和几位战友，抱着好奇的心情，私下里到那个铁塔即爆心去看到那个曾矗立地面的铁塔。只见那铁塔已经只剩下约20米高的半截，最顶端的铁屋子和工字钢已熔化，中间几十米工字钢像软面条全部散开，如山丹花形状，最下面的十几米原形状还在，有的战士还用手摸了摸，有的用舌头舔了舔，也无任何异味，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现在那里已立起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纪念碑）。
　　第二次原子弹试验是1965年5月14日爆炸的，是用超音速飞机投掷的，飞机高度在2000米以上，投到空中离地面约800米时爆炸。炸前我们营一直住在场区，飞机高空投弹训练，是用半吨左右的重型炸弹，由于离地面的距离和时间难掌握，试投了多次，地面靶心是中间有十字的圆形，直径约200米，地面投弹靶场是用白灰铺的约6米宽的标志带。原子弹爆破后，凡进场区参加回收的工作人员，都要经过40天戴防化面具的训练，每次坚持运动长达6小时以上的专业训练。我们连是第一批进入了现场的，首先看到的是离爆心约2000米的一辆坦克被冲的翻了十几米远，半面埋在沙土里，因这辆坦克是临爆前我们配合相关部门在上面放过试验样品。爆炸结束后，里面的猴子也被烧死，5公里以外的木电杆、厂房木门窗、铁道枕木等凡木制的东西都被烧黑，厂房玻璃荡然无存。5公里以内的厂房、建筑物、桥梁、工事、飞机主体严重摧毁。除此之外，试验的物体中还有大至舰艇、火车头、汽车，小至子弹、枪支、植物、动物食品等军、工、农、商业产品。后来听营里有位副营长讲座才知道，原子弹有四种杀伤因素：一是光辐射，其强光和热量，相当于太阳能量的若干倍，凡能燃烧的东西瞬间起火；二是紧接着冲击波来，很快把火吹灭，但摧毁破坏性很大；三是贯穿辐射，可穿透钢板、混凝土致人死伤，只有铅板可隔挡；四是放射性沾染，它可污染在空气和人的血液长达若干年，可以慢性危及人的性命。在场地执行回收任务后，我们撤回到离试验场约30多公里外的一个叫杨平里的洗消点，取下面具，脱下白色防化服，洗澡消毒，洗完后要用仪器在全身测量，低于多少毫伦才算达到标准。
　　原子弹是一种杀伤力极大的尖端武器，它可以毁灭地球，也可以毁灭人类，只有用于和平，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而我们中国的核武器从来就是用于维护正义和捍卫世界和平的。正如张爱萍上将所说：“敢想敢干，突破尖端，为祖国争光，为人类解放。”

我所知道的三营士兵自残和出逃事件

　　1964年5月上旬，我们连由开挖电缆沟转入开挖703工号平地坑任务，地点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心西北方向约2000米的一个岩石地段。所谓平地坑就是地下工事的场地坑，宽约12米，长20米，深12米，约3000多个立方。坑挖好后，四面、上、下全用Φ10以上麻花钢混凝土打筑一米厚，里面是宽40公分，厚20公分的重型工字钢架，用吊车安装，密封后留好地下通道，然后填埋，外面留多处能自动开关的防震、防爆高清度摄像探头，在原子弹爆炸瞬间拍摄重要数据。三营的几个连队都在不同方向、距离上都有开挖平地坑的任务，当时任务十分紧，施工现场高悬着“大战红五月，要拼死拼活的干”大幅宣传标语（张爱萍将军看到后说：“你们要拼活，不要拼死”）。因当时没有任何机械设施，开挖坚硬的岩石要钢钎和18磅大锤打眼爆破，因大锤很重，要抡360°甩起来打，按钢钎的人也经常有被砸伤、碰伤流血的。石块被炸松后，要一锨一锨铲到一个能装200多斤的大筐子里面，用杠子二人跑步从之字形的陡坡往上抬，基本上是每两分钟跑一趟，每天除八小时紧张施工，晚上还要加班三小时，也无夜餐。每天下午连统计员要给各班丈量石方，全连考核。由于当时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第一年新兵大都吃不饱，整天饿肚子，因此我们当时最大的奢望是能吃上一顿饱饭和好好地睡上一觉，因为这种常期超强度劳动和艰苦生活条件下，我们觉得很难熬，我和同连的几个老乡私下谈起，都觉得支撑不了，士兵思想不稳定。
　　就在这年6月中旬，3营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和我一起入伍的老乡许某，下午饭后，在厕所内用雷管炸掉自己右手食指和拇指，这一惨剧，全团通报，影响很大。许某经治疗伤愈，一个月后复员。在他临走时部队给的鉴定结论是“该同志不适宜部队工作（因右手失去食指、拇指，不能打枪），正常复员对待。”他回家一年后被县饮食服务公司录用后转正。五年后我复员回镇原时，因许某和我都在县城内工作，谈起当年部队的这码事，他深有感慨的说：“当时在部队我主要是受不了那个苦，特别是常年饮苦水，水土不服，成天拉肚子，吃不饱和繁重的苦役，觉得那种非常人的生活和超强度的苦役要比劳改还苦，才出此下策，这也是无奈之举。”现在想来，艰苦生活，繁重劳役，出现自残和士兵出逃现象，古今有之，也不为奇怪，应客观看待，一个好端端的人，谁愿把连心的手指炸掉。当时上级的初衷还是为了尽快完成工作任务，也是一种极端的做法，但其中也表现出个人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另一面。这位许姓战友虽然最后回家安逸了，可在政治上、身体上付出一定的代价，他没有参加上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但和我们一样每年享受着1000多元的特种兵医疗补助金。2010年，他撒手人寰，时年68岁。二是老乡慕某私自离部队出逃回家达一个月，后经团政治处去人到其家领回，归队后也没给任何处分，仍在原班当兵。“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为全团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在各营巡回讲演。后来复员到本省华亭县安口镇的一个兵工厂工作。真可谓是“人生苦短路艰辛，驾驭命运靠自身，当初若有尝胆志，何留遗憾抱终生。”

十三连的两件所谓“大坏事”

　　1965年，我们13连（原为9连，后因施工任务大，每营由3个连增编为5个连，9连于是被改为13连）还经历了两件所谓的“大坏事”。一是我们13连8班，班长常成章（1959年入伍，河南人）带全班战士在爆心西面5公里的地方挖平地坑，下午下班前，因爆破超量装炸药，致飞石蹦出500米外，砸在了兄弟营战士马胜利（陕西人）的头上，致使马胜利当场牺牲，造成重大事故。二是在氢弹试验数日后场区试验样品回收过程中，连长桑玉英（1958年入伍，东北人）出于好奇在场区试验的飞机上拣拿了一些试验物样品，当时他也不知这些东西再用不用，记得好像有空军飞行员头盔里面无线电收报装置之类的杂什物品（因为在爆炸时国家各个部门都有试验项目，日后要有试验数据），被相关部门发现，命团部协助查询，被查出后，视为严重问题，全团通报，上纲上线，严厉指出：“在苏修卡我们脖子的关键时刻，有个别同志无视军纪与国家利益，破坏了重要的试验数据”等等。由于13连是上年“四好连队”，桑连长还赴北京光荣地出席了国庆典礼。因此，此事发生后，使我们连处在风口浪尖上。为调查事情的原委，记得基地有位任处长下我们连队蹲点，他有50多岁，平易近人，也没有架子，在部队也算的上是位老者，因为第一件所谓的大坏事和我们班有些瓜葛，所以他就住在我们班的帐篷里。在班务会上叫我们畅所欲言，谈谈对上述两问题的看法，主要是对上述二人怎么处理的意见，人人都要发言。记得我在发言中冒昧的讲了两点，一是说爆破时超量装药致石块飞出砸死人的事，前天团政治部来了位股长，在我们班了解情况，事故发生的当日下午，只有我们班在那施工，14人放了28炮，领了3箱普通炸药150管，因为炸药都是自己去拿的，其它的13人都说每炮只装了5管，没有超标，那么剩下的20管全部算在常班长两炮上，即平均每炮装10管，我认为这样算法不公平，不客观。再者，当日爆破时地层岩石特别坚硬，打炮眼很费劲，这也是炸石飞远的一个主要原因。二是通报中称“桑连长在苏修卡我们脖子的关键时刻无视国家利益”等等，我认为有些言过其实，在过去军中有常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说，现在是兵马未动，政治工作先行，如何守护好场内的一草一木，相关宣传部门在爆炸前从未做过任何宣传和提示，没有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而是临渴而掘井，现在出了问题只能亡羊补牢，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后来全班大多数战士都同意我的观点，最后任处长当场表态：“大家的意见很好，组织会通盘考虑的”。原来营党委初步上报的处理意见，一是取消常班长预备党员资格，二是桑连长给记过处分被否决。一周后宣布二人都免予处分，作批评教育。1968年，我们13连又被评为“四好连队”。

“五好战士”和我擦肩而过

 　　我们从军入伍的那个年代，正值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当时能当个“五好战士”是莫大的荣誉。当“五好”喜报邮寄回家乡时，地方组织敲锣打鼓送到家，贴在墙上，那是何等荣耀，殊不知，当个“五好战士”是多么不容易。在评比时，班里人人发言、民主评议，根据大家提名，班长掌握平衡，周末叫周评，每月月评，三个月为季评，六个月为半年评，年终为总评，根据十二个月的总分，每班只能评1－2名。其五好条件大致一是政治思想好，二是军事训练好（工程兵就是完成任务好），三是团结同志好，四是大小劳动好，五是做好人好事好。仅大小劳动好这一条，就大大地调动了战士的积极性，为了达到标准，有些战士天不亮就起床，悄悄地打扫卫生，然后给每个战友的洗脸盆里打好洗脸水，放上毛巾，再把每人的牙膏捏在牙刷上，放在倒好水的牙缸上面。而打饭、洗刷碗筷等许多所谓小劳动，在中评和总评前，我常常抢不上干（其他的四条标准都是硬杠杠，如完成任务，不和人吵架，团结同志都有记录，有些是一票否决制），因为小劳动是班长和大家每天都能看到的，也是最能表现自己的。
　　到1968年时，已是我入伍的第五年，即我在部队最后一年里，“五好战士”受大家和几个新兵的抬举和勉励，侥幸被评上，只是年终出了点问题，被一票否决了。那是因为我在学毛著的心得上抄写了毛主席《卜算子·咏梅》词中的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句话，班长在调阅心得笔记时，因为他不知道毛主席的这首词（他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姓高，和我一块入伍的老乡），他看了后，在我心得笔记上批了 “资产阶级香风臭气、臭”几个字。于是，在年终的连队“五好”总评汇报会上，我因“不突出政治，在心得上有色情语言，政治思想不健康”而被一票否决。否定上报数日后，连副指导员马得权（1959年入伍，河南人）在调阅我的学毛著心得时发现高班长在我心得笔记上的批语，找我谈话说：“这是班长学习不够，对你是一个误会，也不公平，念你在咱们连文艺节目创作方面有建树，将来组织对你应在其它政治待遇方面重新考虑。”所以，在临复员的最后晚上，我幸运地被接纳为正式党员，复员后在录干时还真派上大用场。现在想起来人生一切荣誉皆如过眼云烟，“五好战士”那是林彪在全军搞的一场政治游戏，八分钱一张喜报调动全军上千万士兵的积极性，有多少热血男儿为之奋力打拼，就像拿破仑所说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功名谁人不惜。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对荣誉问题应该正确理解和看待，正如故人所云：“人生在世荡悠悠，争名夺利苦无休，三生气断归阴府，留得荒郊土一丘。”
　　1969年 2月,我从部队复员，结束了六年的平凡军旅生涯。1970年，被录用本县行政干部，先后在县体委、总工会工作，曾任县针织厂厂长、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2003年退休，享副县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