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一诞生就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土地革命时期，在大革命刚刚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仍坚持在全国各地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与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开云足彩app下载官网早在1927年8月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尽管活动的时间短、影响小，活动范围也很有限，但却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镇原开展革命活动的序幕，播下了革命的星星之火，极大地鼓舞了镇原人民的革命斗志，在镇原掀起了大规模的抗粮、抗捐、抗税和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王孝锡等一批思想进步分子积极入党参军，投身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和国民党的统治。
　　王孝锡在镇原的革命活动
　　1927年8月，王孝锡在宁县家乡秘密创建了甘肃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宁县支部。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陕甘地区的社会状况，当年8月至第二年春，王孝锡仿效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农村社会调查的方法，与共产党员胡廷珍、王晓时、王之经、王尚义、任宜之等以行医经商为掩护，深入陕西、甘肃交界的镇原、彬县、长武、旬邑、宁县、泾川等县的农村，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宣传马列主义，发动农民运动。经过调查，王孝锡对陕甘边界地区农村现状有了进一步的感受和认识，对农村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及革命态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撰写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和《农村调查及农村阶级分析（草案）》等文章，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详细介绍了镇原等几个县由于受残酷的封建剥削与压迫，以及连年灾荒造成的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等社会现状，阶级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他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一文中写道：“镇（原）、长（武）、泾（川）、正（宁）、合（水）、宁（县）一带，自三月间天雨后，至今未得透雨……最近十余日来，麦不能种，有粮者闭仓不出，无粮者呼借无门。总计目下绝食者约十分之三，可以支持年终者十分之二，至明春间者约十分之二，其余十分之三者可支持至明年夏天……所以各镇村之抢案天天有闻……无产阶级自动地三五成群，夜间向资产阶级地主豪绅进攻、杀戮、吊拷。绕泾河、蒲河的两川，有所谓‘口袋队’之称……”。这是当时整个陇东及陕甘边界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王孝锡的这些文章不仅是农村生活状况的生动反映，而且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具体分析。他认为地主不劳而获，其经济势力有时可以支配政治，与豪绅互相勾结，压迫贫农，是革命的对象；自耕农可以自给自足，只努力发展个人经济，很少注意社会问题，但其反革命心理没有地主强烈；半耕农土地很少，一半粮食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解决，受地主剥削，常常趋于破产，沦为佃户，而佃户受地主剥削最重，因而与半耕农最具有革命本质，是革命的主要力量。陕甘边界广大农村正处于革命斗争前夜，只要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农民运动的高潮不久即可到来。他提出“只有用民众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实行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地实行革命的变革制度，组织农村中的农民代表会议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他号召共产党员和被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同万恶的黑暗社会和地主豪绅作坚决的斗争。王孝锡还携带《青年社简章》《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和孙中山的革命书籍，向群众介绍和宣传，并传播南方各地武装暴动的形势，计划发动组织农民暴动。在革命处于低潮，不少共产党员苦闷彷徨甚至背叛革命之际，王孝锡从镇原等几个县的农村调查中认识到自耕农、半耕农、佃户和雇工是革命最雄厚的力量，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心。实践证明，他所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基于这一理念，他走村串户宣传救国救民的主张，开展教育民众、唤起民众的革命活动，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抗租抗捐抗税，唤醒了镇原民众。
　　王孝锡的革命活动，为镇原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从此，镇原境内一股新的力量在生长、萌动，一批进步青年开始活跃起来，逐渐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文化，了解新时潮，向往自由，追求民主，渴求解放，镇原地区革命开始春潮涌动。在党中央和长征红军到来之前，一批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热情奔赴苏区参军入党，投身革命，成为镇原的早期革命者。1933年1月，平泉镇坪边村青年徐维善北上参加了红军陕甘游击队。1934年2月，三岔镇庄门村青年农民张秉月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加入了工农红军。随后，王彪、任有智、郭正来、白占忠、陈德、李玉海等镇原有志青年也纷纷外出参加了红军。张玉耀、徐连钧、罗建章、杨国佐、景世昌、苟纪善、车怀锋等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从而打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镇原长期沉寂的局面。
　　李艮、周志学在镇原的革命活动
　　1928年5月开始，中共陕西省委在连续发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暴动等斗争失败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改变策略，作出了在陕西、甘肃、宁夏的地方军阀、民团和国民党驻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决议。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这些兵营中去，到士兵中去，学习军事，争取改造旧军队，伺机发动兵变，创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中原大战前后，陕甘宁驻防空虚，一些杂牌军乘机招兵买马，发展个人势力。1929年到1932年，中共陕西省委抓住这一有利机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与孙蔚如、邓宝珊、续范亭、杜斌丞等国民党军政上层开明人士加强联系，通过他们使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取得了一些杂牌军中的合法职务，挂名建军，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宣传教育、争取士兵群众和进步军官，发动了十多次武装暴动。其中的“蒿店兵变”的前期“兵运”工作就是在镇原开展的。
　　1931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李艮和周志学打入陕西军阀杨万青在镇原办的西北民军教导队开展“兵运”工作，时值连年饥荒，下层士兵生活十分艰苦，“尤其是甘肃方面广大士兵的生活恶劣到前所未闻不堪言状的地步，民国廿一（1932）年只发过两次2元的维持费，吃最劣等的粮食，且常吃不饱，广大士兵都没有衣服鞋袜穿，是在赤着足上操走路，因为营养不足，气候寒冷，许多士兵都得了病，长官没有任何设备与救济，士兵待遇是最不堪的，一天只是拼命地上操。长官时时严厉监视士兵的行动，禁止连与连之间士兵发生任何关系，打骂监禁以至于砍头，紧紧束缚着士兵的行动，谈不上丝毫自由……在军阀战争的形势下，把士兵拉到火线上当炮灰。广大士兵生活恶化的痛苦，使他们完全不能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李艮、周志学首先在骑兵连组织开展反对军官打骂压迫士兵等斗争，要求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衣服鞋袜、发烧火费和经济账务公开等，发动士兵和军官作斗争。同时，还在部队散发拥护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宣传材料，如《士兵的话》《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等，在士兵中宣传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各项主张和为穷人求翻身谋解放的宗旨；宣传马列主义和南方红军及苏区革命的大好形势，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和爱国思想，并结合宣传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民主生活，号召士兵团结起来，投奔红军游击队。通过大量工作，培养了一批先进骨干力量，骑兵连的一名班长窦文德首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发展了任士杰、武世英、李特生、姚鹏飞4名党员，组建了以窦文德为书记的地下党支部，这是镇原境内最早的党组织。党支部成立后，党员经常在一起学习、开会，给士兵和县城周围群众秘密宣传党的纲领，扩大党的影响。
　　1931年9月，杨万青部被陈圭璋打败，余部被国民党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收编。周志学和窦文德等5名共产党员被编入陕西警备师第三团第四连，并分别担任排长、班长和副班长。在部队从镇原开往西安途中，窦文德又在班里发展了一名新党员苏冠英。这样，支部党员共发展到6人。总负责人周志学一路还经常对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讲解社会发展简史和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等情况，继续提高党员的觉悟。途中，部队和冯玉祥部的苏雨生部队遭遇，连续混战几天。周志学、窦文德乘混乱将几驮子武器、弹药转送给了子午岭一带的陕甘红军游击队。1932年春，周志学又通过毕梅轩的关系，把窦文德、任士杰、苏冠英、武世英等共产党员介绍到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在甘肃兰州的军士教导队学习，秘密开展地下活动，发展壮大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兵运”工作的领导，1932年秋，在平凉成立了中共陇东军特委。特委经常派人与该部的中共党组织联系，指导建党和“兵运”工作。
　　1932年8月，邓宝珊派教导队到平凉接运1000支德国造枪支和一马车子弹。10月28日夜，途经平凉蒿店镇返回时，接枪部队中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李华锋、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和中共陇东军特委书记刘杰三等组织发动了兵变。由于准备不足，加之教导队已有防备，中共党组织只带出党员、学员26人，枪45支，并在蒿店以北的石家沟口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李华锋任队长，李艮任政委，下设3个班，每班8人。部队计划从固原的城阳经镇原、庆阳到达宁县的盘克原与陕甘红军游击队会合，途中部分队员走散，其他人在镇原一带遭到国民党民团袭击，周志学和另一名姓董的战士（李艮从陕西带来的红军）壮烈牺牲，剩余13人转移到陕西扶凤、岐山一带打游击。这次兵变虽然失败了，但他对于瓦解国民党军事力量起到了一定作用，也为共产党领导军事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镇原领导的革命活动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是，党在镇原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并没有熄灭。即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鼓舞了镇原人民的革命斗志，又为镇原地区革命的发展和人民的反抗斗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促进了革命高潮的不断到来，也为中共开云足彩app下载官网委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该文刊于2009年3月9日《民主商报》。作者时为开云足彩app下载官网委组织部、党史办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