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寒暑假期教师学习会几乎年年举办，教师们都习以为常。学习会促后进、赶先进，学习新方法，充实新知识，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形式。然而，1966年的暑假教师学习会，却完全变成了集训批判会，其来势之猛烈，火力之强劲，气氛之紧张，实在是我生平所未曾见过，如坠云雾之中，茫然不知所措。这次学习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规格之高空前绝后。开始，全县教师分为五个片，学习批判20多天后集中县城二中（今东街小学）进行。教师必须到齐，有病也得坚持；不仅教师必须参加，学生、贫下中农群众也要提供“炮弹”——写大字报，“帮助”教师进步。这次学习会分片与集中共进行了50天，一个假期还不够，延长10多天，推迟开学。以往的学习会，由宣教部门的负责人组织领导，安排学习，这次地委派来窦某任组长，还有一帮骨干成员，县上也选派十几名干部作为工作队员，设专门办公室，领导学习。工作队包括公社带队人员总数在50人以上，每组有工作队员2人。除带队人员外，还有联络员，收集各组情况，每天向办公室汇报一次。
　　当时，开边公社教师集中在一中，学习25天后于7月下旬同全县教师一起集中到二中。在一中，开始几天学习报纸，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目标集中声讨吴晗、邓拓、廖沫沙。随着批判的深入，上挂下联，在教师中寻找执行教育黑线人物。学习会开始后，公社带队领导和积极分子对全组教师进行了多次摸底排队，大概分为三类：一类为积极分子；二类是可以争取团结的对象；三类就是所谓黑线人物、牛鬼蛇神。通过深入摸排和揭摆，开边组终于捞上4位“黑线人物”，本人为其中之一，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教育黑线人物；一位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属国民党残渣余孽；一位缺乏阶级感情、漠视贫下中农学生的女教师；一位“不务正业”的初小教员。那时我任开边小学教导主任，校长杨某参加社教，学校工作由我主持。于是，学校的所有问题都归罪于我，有口难辩，说我执行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卖力培养“五分加绵羊”的驯服学生，压抑了学生的自由发展。大概10天以后，一中学生嫌我们死气沉沉，没有轰开局面，几张大字报就贴到了我们教室的门墙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火药味极浓，足以使我们这些第一次遭到大字报轰击的人冷汗淋漓，恐慌万状。这样一来，批判逐步升级，我们4个人完全被孤立起来，若开积极分子会议，教室里就剩下我们4人，守在课桌围成的4个角落，都在低头考虑自己的问题。那时，不光苦闷，还十分惶恐，整天提心吊胆，觉得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不过，体育活动的权利还没有被剥夺，有好心的“老偏”同学体谅我，每天下午饭后，拉我去打篮球，还隔三间五和一中校队对阵，借此排遣了心中许多积郁忧伤。那时毕竟年轻单纯，上了会场忧心忡忡，可一进球场宠辱皆忘，玩到尽兴。过后我非常感谢“老偏”同学，是他在我孤独苦闷的时候以他之所好强我愉悦，终于坚持了下来，不然我会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
　　搬到二中后，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前后门设了门卫，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街道行人听到里面震耳欲聋的批判声、呼喊声，看到戒备森严的大门、周围墙上一层又一层的大字报，没人敢停留张望，匆匆而过。伯父几次意欲探听我的消息，也只能远远的望“门”兴叹。学习会死人的消息是被严密封锁的，我知道的最晚。彭阳完小教导主任邢正杰在孟坝自杀身亡，一完小教员张怀忠自缢东操场北山根。这都是未集中二中以前的事。听到这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万分后怕起来。到二中几天后工作组才公布了两人的死讯。于是，学习会一下子恐怖起来。对我们这些黑线人物看管更加严厉，连上厕所也有人陪伴，睡觉左右安排专人“保”护。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享受到的“优待”。之后，既有自杀、自杀未遂的恐怖事件发生，又有荒唐滑稽的事件频频出现。下面就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叙述如次：
　　同曹进文一起看大字报
　　8月初的一天下午饭后，我在校院里碰到同乡孟坝中学副校长曹进文先生，相约在校园里转转。我们都属黑线人物，没人敢和我们接近，同病相怜之人有话却不能一吐为快，只是漫无目的的转悠，信步从西院子楼后拾级而上，经过饭场从东楼侧走过，看那覆盖墙壁的大字报，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在西楼教室外墙贴满了有关曹进文的大字报，全是“炮轰”、“打倒”、勒令彻底交代罪行的内容，连我看了都感到震惊。他看后面露忧伤，心事重重。我们在东楼台上分手，各自回了教室，准备参加晚上的会议。当天晚上他们组进行了什么活动，他本人受到怎样的批判，一无所知。次日早饭后，院子里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神秘的议论着。后来我才知道，凌晨起床前曹进文同志跳进公园大涝坝，溺水身亡。至此，学习会已死3人。工作组对死人的结论是“自绝于党”，继续大会、小会点名批判。曹进文之所以自寻短见，我想其原因是他一直处在顺境之中，没有受到过任何挫折打击，而且多年参与审查干部的工作，刚刚被提拔重用，遇到如此突如其来的猛烈批斗，当然一时接受不了，只能选择自杀一途了。
　　徐凤南跳涝坝寻死未遂
　　曹进文死后，迎峰台完小教导主任徐凤南经不住无休无止的批判斗争，也于一天下午饭后看守松懈之时，跑进公园扑进大涝坝。所幸游人及时搭救，用木棍、水担拖出涝池，免于死难。徐被拖出涝池后，变成一只落汤鸡，浑身流水，神志模糊，就近抬到操场西南角歇息施救，几个人手忙脚乱，搬胳膊挪腿，垂背放水，招来许多人围观。我也凑过去观看了一会儿，只觉得悲伤难过。不多时，被抬到医院救护。因为他腹内没进多少水，并无大碍，只是虚惊一场，精神恍惚，一两天就恢复过来了。
　　张维新说漏嘴招祸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与会人员除认真学习文件外，还通过报纸学习了解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形势。所以，都非常重视报纸，每天的报纸一来，就都拥向邮递员，唯恐缺了自己的。就我们这些黑线人物而言，把取报纸看作暂时逃避批斗、放松神经的极好机会，每天盼望着报纸早早送来。一天中午邮递员送来报纸，正在院子里分发，不慎报章杂志从自行车架上散落下来，铺了一地，正手忙脚乱的收拢。这时，等待拿报纸的张维新两手平展，做出一个摆放的滑稽动作，说“快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吧”。这一下可惹出了麻烦。当时《人民日报》登过一篇有名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人民把那些反党、反毛主席的牛鬼蛇神通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揭深批透，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报纸上登载的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檄文，怎么能同“牛鬼蛇神”相提并论，“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呢？这岂不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敬？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攻击？就这样，张维新挨斗受批了十多天，交代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总是交不了差。一直到结束才予以解脱。
　　刘芳的吼叫
　　新城组在最下面的教室，是去操场和上厕所都要经过的地方。一天下午我上厕所返回时，新城组教室里传出激烈的批判和吼叫的声音，我正好从门前经过，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掂脚走上台阶张望，一探究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正在批判刘芳，三四十人把刘芳围在中间，指责质问。组员们大多站起来，有人跳上讲台，手舞足蹈，群起而攻，声音很高很响，有的人还用手指着刘芳。刘芳可不是省油的灯，这位国民党团长的太太什么没有经过，她全不在乎，吼声比批她的人还高还响，矢口否认对她的指责揭发，甚至两手叉腰，恶语伤人：“看把老娘能怎么样？”全然一副毫无顾忌的泼妇模样。领导会议的人也拿她没办法。外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也快到散会的时候了，工作组只得宣布散会收场。在学习会上遭到批判而敢于反驳如刘芳者仅此一人也。其实，刘芳也够苦的，从湖南来到镇原，丈夫命丧监狱，一人拖儿带女，以教书为业，从县城到乡下，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实属不易，能有什么反动活动可言？不过是牢骚多了一点而已。
　　学习会上，有110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资产阶级教育黑线人物，受到批判斗争。会议后期似有松动，对被批判斗争的人又进行了摸排，解脱了一部分，那时叫“解放”，凡得到解放的人无不欢欣鼓舞。这时，曾组织过一次上街宣传活动，我被允许参加，感到轻松了许多，觉得似乎有了出头之日。此后，就解除了对我的监管，停止了写检查交待，这大概就是被解放的征兆吧。让我不解的是，学习会结束后仍让我回原学校继续工作，几次找领导请求免除我的职务都没答应，只好硬撑着回去。
　　大约11月中下旬，县上派工作组到学校，给我们这些在学习会上受到批判的人进行平反，把学习会彻底地否定了，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整理的材料（当时称“黑材料”）交还本人销毁。我只留下一份自己写的检讨材料，约十多页，其余全部烧毁。这份检讨材料我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每看一次都会感到可笑和无奈，眼前就会浮现出当时的情景。当时还没收了我一本笔记，由公社带队的武装部长交还我，我问他笔记有什么问题，他只轻描淡写的说有些消极。其实，这笔记全是摘录，随兴抄录于上的备用资料。还有少量剪贴，自忖既没有消极颓废、悲观厌世的糟粕，也没有讽喻社会时政的记录，问心无愧。相反，好多内容却变成了我后来修身养性的座右铭。据说，为平反、销毁“黑材料”，某公社教师认为交还他们的材料不全，可能还留在自己的档案里，企图“秋后算账”，引起教师很大的思想波动，闹得工作组下不了台。不过我们开边倒是十分顺利，没有出现什么麻烦。这次学习会至此才算结束了，我们这些受过批判的人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但经受的心灵创伤并没有抹去，成了我们终生难忘的记忆和无法抚平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