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师是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中一支特殊的群体。新中国成立初期，师资缺乏，财力不济，国家为解决学校师资紧缺，采取选用农村知识人才替补的办法，因而出现了民办教师这种特殊的教师群体，并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民办教师为发展我国中小学教育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他们的艰难辛酸也是人们熟知的。我是同情民办教师的，首先我是从私学（民办学校）启蒙的；其次我和他们打交道时间也比较长，和许多民办教师有较多的交往。
　　启    蒙
　　我在6岁时，就上了村上的私学。那是1947年的秋季，家乡本为解放区，因解放战争开始，红色政权撤退了，学校设在距家四里远的老庙里，请了一位当过国民党保长的刘老师教了十几名学生，有几位校董协管校务。学校没有统一教材，学生尽拿的是杂七杂八的旧书。父亲给我找了一本很旧的《百家姓》。在私学里，老师引着我们读，第二天再去老师跟前背书。还要写大仿（即毛笔字），课外做游戏。这是一天的全部内容，不上算术及其它课。老师也不会唱歌。就这刚一月多天气，老师不见了，听说是怕游击队抓他，学也停了。第二年，学校搬到一个经堂院里，有3只窑洞，请了开边一位张老师，他教得很认真，学生增加到20多名。不过教法如旧，他能唱歌，游戏套路也多一点。刚一学期，因战事紧张，又停办了。1948年后季，在我村上一个旧庄院里又办了一所学校，请了一位赵老师任教，大概十三、四名学生，自带桌凳，学校非常简陋。我在这里读了《百家姓》《四字经》《教儿经》《日用杂字》等启蒙读本。这个老师也只能教认字写字、写日记，也教点珠算知识。他曾经在八路军里当过兵，后自动离开，解放战争开始后，游击队不时上门找他。一天中午，赵老师正在我家吃饭，突然从坡口下来四五个游击队员，他躲避不及，就钻到我家客窑掌的卷席洞里，上面盖了个草帽遮掩。游击队员一进门就问我父亲：“见赵某某来过吗？”因为游击队是自己人，父亲难为地说：“他在学校教学，正吃饭着哩。”一位游击队员盯着稍动了一下的卷席洞笑着说：“他学教的怎么样？”父亲说：“好着呢。” 游击队员说：“你捎个话，如果他教学就好，不能投敌，那样就要吃亏的。”说罢就走了。赵老师出来时脸都吓白了。他一直教到1950年春季。因为战火不断，人心惶惶，学校时停时办。这样上了将近三年学，实际连两年都不到。老师也不会算术，连个阿拉伯字也不会写。村上的大人也都关心自己孩子的未来，决意把本村返乡的一位国民党军官王先生请出来任教。他上过平凉中学，又上过黄埔军校，是我们周围的大学问，人们很崇拜他。他毕竟见过大世面，知识面宽，除教语文、算术、体育、唱歌，还讲了许多自然知识、历史故事。很可惜，只教了几个月，就被派来的公派教师代替。
　　私学也有些老规矩。开学时要敬孔夫子，教师要签一个孔夫子的灵牌，再上灯、看香，教师先磕头礼拜，后由学生排队磕头，好像每学期开学都这样。老师是受人尊敬的，每逢年过节学生都要请到家中吃饭，或端些带荤的肉蛋碟子、馒头送到老师家里。在校外遇见老师要鞠躬敬礼。老师教育学生除批评外，还要打板子（专门制作的木板戒尺，上书“不责有志之士，专打无耻之徒”的警句），对背不过书或犯错误的调皮学生打板子（打两个手掌），打多少板子，按错误大小也有规则。老师的待遇是每个学生二斗麦子，一年就是一个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学校学生也不分年级，一混子往下念，一般是老师教大学生，大学生教小学生。大概是1950年夏季，这里就正式改为公立小学，学生再也不交学粮了。
　　辅    导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龄的渐进，我上了师范，毕业后当了不到半学期初中教师，又调县教育局专干，辅导小学工作。在这期间，我有机会接触民办学校和民办教师，辅导了他们的工作，也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1962年春季去三岔下乡，在庄门民校检查工作。民校教师虎志烈是三岔第一位高中生，只有十几个学生，几只窑洞，设备可以凑合，各项制度完整，学校管的有模有样。我赞扬他不愧为一个高中生。他因家庭出身问题，当了一生民教未转正。石嘴公社的河口民办小学，教师孙继芳是从1942年就开始当民办教师，因为这里是边区政府管辖，应该是算教龄的，但因红色政权撤退时，他没和组织接上关系，就断档了。解放后又停顿了一段，这时都50多岁了还拿生产队的工分。当时县上、公社对民办教师没有任何补贴。我检查了他的工作，觉得识字、写字教学可以，教学质量还好。但学校没有教学计划，教学安排单调。这位老师看我和他谈得来，就多留了一天，他说从来没写过教学计划，我帮助指点他健全了教学制度，调整了课程安排。又说到生活困难的事，我给公社鱼书记汇报，解决了50斤回销粮、两丈布票和20元救济款。三岔其它几所民校，设备普遍简陋，教师基本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初中、完小生，有热情，但教学方法欠缺，教学质量低。殷家城有三、四所民校，学生距学校较远，当时山区狼吃娃娃相当可怕，学生流动很大，很难巩固，时办时停。
　　1963年县文教局安排辅导员包片，我分在开边片。当时有开边、郭塬、陈坪、古城、黑渠口5个公社，没有中学，有2所完小、19所初小和9所民校，分为两个辅导区。在对各个学校全面检查之后，对民办小学的影响是：多数教师积极热情，工作认真，群众支持。白马寺民校请来退职的老教师杨凌岳，每月付给38元工资，是当时全县绝无仅有的。还有一位女教师王晓春，只拿工分，他们教了30多名学生，女生就有七、八名（多数小学没有女生上学）。这个民校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方法不亚于公立小学。椿树岔和冯俭民校教师刘万智、王永泰是刚毕业的中学生，热情高，干劲足，教学认真，民校办得很有起色。岔门民校老教师王正中和新教王海荣，教了30多名学生，这个学校桌凳全新，在当时也是少有的，原来是王正中老师有个学生在海原县当县委书记，是本村人，是他回家给学校捐款做的。郭大庄民校是一位退职教师郭廷栋任教，他本是平凉师范毕业的，分配到静宁县工作。 1958年“大跃进”时，极左风盛，大刮“共产风”，生活困难时，老郭教学的村子饿死的人太多，几乎没有学生上学了。借1962年中央大精简的政策，他被精简，一次性退职回到老家。他本来是一位好教师，由于当地支持不够，学校只有两个破窑洞，桌凳全是土基子支的台子，学生站着上课。民办学校之间差异很大，教师普遍没有经过师范培训，怎样备课、怎样上课、怎样管理学生等基本技能差距很大。多数教师不会汉语拼音，识字教学方法滞后。各民校学生人数少，往往是一个教室两三个年级的复式班，多半是一个人教。对于当时提倡的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就是在一个教室、一堂课内，几个年级同时讲授，教师给一个年级布置叫做作业，给另一个年级讲课，过一会又倒过来，这样像二重合唱一样，穿插进行，一堂课，几个班的教学任务就完成了。），有些人还没掌握。当时课堂要求是五环教学，即组织教学、复习提问、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五个环节，有序不紊，互相衔接。有些民教也没按要求去做，我们去听课，他吓得打哆嗦，乱了方寸。针对民办学校存在的问题，首先，抓提高教师业务素质。利用周末集中到辅导区进行辅导，分开边、黑渠口两个点，两周一次，轮换进行，在公立小学组织示范教学，组织民教观摩，联系实际，针对问题，现场辅导，边学边改边提高。还利用假期，在辅导区举办拼音补习班。其次，把民校分为三类，好的表彰鼓励，发挥示范作用；次的查漏补缺，巩固提高；差的由邻近公立教师重点帮助，两位不合格的老教师经协商辞退。第三，帮助协调民校解决校舍、经费、生活问题。那时国家困难，生产队也困难，教师报酬是队里记工分，好一点的是集体多补给点口粮，再争取公社给点救济款。第四，巩固专业思想教育。对有的人嫌民教地位低、报酬少、条件差、专业思想波动的，进行正面教育，帮助端正态度，坚定忠诚教育事业的信心。开边辅导区的作法，受到教育局领导表扬。1963年后季在全区教学研究会上，我作了发言，主持会议的地区文教局副局长张岐峰当场指出，对民办学校的检查辅导是我们工作的薄弱环节，镇原这位同志给我们提供了经验。第二年我的工作调整了。
　　建    议
　　1971年，经历了“文革”动乱，撤销了的文教局恢复了，我任副局长。白进彩局长和我给县委汇报工作，谈到学生人数增长快、教师减员多、师资缺额大的问题时，县委分管教育的王生金副书记和县委主要领导沟通后，决定对任满两年以上的民办教师，择优转正150名，后又增加了50名，地区分配20个指标，共转正220名。这下为民办教师办了一件实事，也解决了教育战线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尤其是把一些教龄长、有办学成就的民办教师转正了。遗憾的是那会儿讲阶级成分，把有些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这时，省上有了精神，给每个民办教师由县财政每月发15元补贴，这无疑是给民办教师增添了一份喜悦。有工资了，名字也改称社请教师，审批比以前严格了。
　　上世纪70到80年代，随着学龄儿童的迅猛增加，入学率提高很快，国家正式分配的中小学教师远远供不应求，于是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解决教师不足问题，有些公社民办这条腿长于公立，出现过“中教缺额小教顶，小教不足搞社请”的情况，不管中学、小学，校校有社请教师，一度民办教师接近千人。为了适应教学，提高社请教师的能力，县上曾经在红专学校设立师训班，庆阳师范也设立过培训班，对部分社请教师进行培训，学习教材教法、教学方法。虽然时间短，但是经过培训的就是不一样，教学效果明显好一点。80年代初期，包产到户，公社名称注销，又改称民办教师。按省上的政策，以1984年为底线，不再进人。对1984年底以前的民办教师进行全面考查，少数能力太差的，发生活费清退；一部分年轻的报考师范进修两年转正；其余的按自然减员和招干指标，逐年考核转正。这后一部分在全县也不下七八百人，两年考核转正一次，每次不过几十人。改革开放了，人心思富，一个教师每月才拿几十元，生活困难，转正又遥遥无期，一些人开始动摇，他们忍痛割爱，含着热泪离开了学校，或从农，或经商，或打工，另谋门路了。有部分年届60岁左右的民办教师来县上访，说他们在民办岗位上三四十年，现在体力不支，身体多病，转正无望，向县上申请，要求退休。我在县委分管教育，和县教育局协商，拿出意见，曾几次汇报，县委研究叫我请示地区教育处，经和地区教育处董清治处长磋商，最后县委决议，由县政府发文，确定凡年满60岁的民办教师，本人有申请，可以带现有补贴退休，以后有增资政策可以按文行事，这使一些年老的同志有了退路。
　　1994年，我在县人大工作，县上召开人代会，太平人大代表李天昌发言说，他是小学民办教师，他所在的上岭六年制学校有6名教师，校长一人是公派，每月工资500元，他们5个民办教师月工资合计400多元，每月领工资都是躲着学生，怕学生知道了会伤老师自尊，听者很同情。在省人代会上，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我发言讲了这个例子，引起与会人员的共鸣，参加会议的记者专门采访我和几位教师代表，教育厅的领导也到会接见教师代表，了解情况。过了几天，《甘肃日报》头版刊登记者编写的一篇报道民办教师辛酸的文章，在全省引起轰动。这为90年代末全部解决1984年底以前民办教师转正问题，可能起了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1999年底，县上按省上精神对1984年底以前民办教师一次转正211人，2002年解决遗留问题转了30人，2006年对符合条件的代课教师又转正了175人，这样，基本解决了民办教师的转正问题。说起民办教师的报酬，那的确是够寒碜的，60年代基本是记工分的，有的地方每月还发3至5元补贴；70年代开始由县财政每月发20元补贴，还要给生产队交5元，再记工分；包产到户后加到40元，有一份承包地；到上世纪末，加到85元。这个时候，公立中小学教师已平均拿到1000元了。干的一样事，吃的两样饭，这大概是民办教师心灰意冷的关键吧。
　　功    绩
　　我国农村长期落后，经济困难，在国家无力全方位保证适龄儿童就读的情况下，民办学校和民办教师的作用非同小可。民办教师岗位恰好又为回乡知识青年提供了就业的途径。生产队记工员、会计，大队文书，民办教师等职务，是他们这些知识青年能够完全胜任，也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差事。这些职业中，要说民办教师还稍高一筹，惹人青睐。1970年，我老家大队（庙渠公社）一下回来了3个高中毕业生，都愁眉苦脸的。支书说，你们放心，我早给你们打算好了，一位当文书，两位当民教。他亲自跑上跑下，经过公社批准，几天就上岗了。他们3人都影响很好，不到两三年时间，一人推荐上大学，其他2人都招收转正了。当民办教师也要经过政治审查，凡成分不好，社会关系有问题的，是没资格胜任的。“文革”前后回乡的中学生多半当过民办教师，尽管他们以后离开了家乡，甚至走上领导岗位，而这个职业是很多人干过的。方山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交通闭塞，文化相当落后，五六十年代这里公立小学只有六、七所，远远满足不了适龄儿童上学需求，办民校，缺教师。我记得1971年，这里从外乡镇先后选调来任课的民办教师近七、八人。这些外乡民教，每月20元补贴，再记点工分，保证口粮。从开边选调知识青年刘正海，在庄岔湾民校任教，他爱岗敬业，一心扑在教学上，深得家长、学生赞誉，四年多时间就转正改行了，群众不舍，热烈欢送，至今他还和当地群众保持联系。有个叫许敦厚的是城关人，家中地主成分，从1964年开始，一直在方山干了30多年民教，90年代转正后，才调回城关不到两年就退休了。民办教师中，有些人确实教绩卓著，事迹感人。殷家城民教张学成，忠于教育事业，不顾身残，每天由妻子拉上毛驴送到学校为学生上课，从未耽误学生课程，因几次体检不过关，任民教23年后才转正。其事迹以“教坛保尔张学成”的通栏标题在《人民日报》刊登后，轰动全国。孟坝民教王文学，完小程度，从1958年起当了26年民教，曾在几个山区学校任教。他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勤工俭学，还把生字编成口诀、歌谣、顺口溜，实行快乐识字，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效果很好，曾被评为“甘肃省优秀班主任”，得过“园丁奖”，1984年起两次赴省参加表彰大会，转正后又当公派教师12年才退休。庙渠乡文夏民校教师赵国运，原属退职干部，1958年开始任民教，教学方法好，质量不亚于公立学校，尤其是善于书法，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毛笔字写得好。当地群众非常支持，生活困难时，学生家庭有好吃的都要给他带上些，几任公社领导都非常关心照顾，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他多次受县乡表彰，70年代参加过庆阳地区劳模会，80年代当选开云足彩app下载官网第一、二届政协委员，多次向县政协提交提案，反映学校工作存在的问题，在民教岗位33年，60岁以后以民教身份退休。兰州知青朱桂梅，1963年定居太平丁岘村，1972年受聘任本村民教，历经26年转正，期间曾被选为乡、县人民代表，多次反映农村小学教育的问题。“大跃进”时，为适应普及小学教育需要，曾举办镇原师范初师班，招收100名学生，1962年毕业时，恰逢精兵简政，学校撤销，毕业的师范生全部回农村，大部分当了民教。平泉镇的刘六兰，从1962年起任民教，1993年转正，曾当选镇人民代表，起初队里记工分，每月补助3元钱，她高兴的说，现在退休了，国家每月还发近4000元呢，比过去强了一千倍。曾是镇原一中第一届高中毕业的临泾张多盈、张训，马渠的何其卓、俱海珍，三岔的虎志烈等都很优秀，是所在学校的骨干。因社会关系及家庭因素，从事民教一生，时运没有关照他们，然而，晚年生活都比较平静。
　　他们有的机遇好，提前转正；有的半途而废，另找门路;有的熬到最后转正，苦尽甘来，皆大欢喜;有的起于斯而终于斯，当民教一生，最后带着微薄的薪水寒心的在民教岗位退休，过着清淡的晚年生活。我曾为后者的处境同情过，呐喊过，由于诸多原因，无能为力，深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