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14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上肖公社南李大队 69 年春季接来了一批知识青年，他们是上海机械技工学院的中专生。

我队南李西庄生产队分配的是黄国瑜、关硫莉、吴盛荣、李诗聪四名知青。公社干部把他们送下车，全村人在村头敲锣打鼓欢迎。老队长派人扛行李搬东西，把他们送到我家居住，社员们也尾随他们站在地坑院四周看热闹。知青们来到我家，大黄狗扑了上去，又叫又摆尾。他们站在院中间不肯进窑洞，经询问才知道，知青们对地坑院和窑洞非常陌生，非常害怕，看到大黄狗的样子非常恐慌。经过再三解释才勉强住了下来，大伙儿给他们收拾东西、铺床、端饭，象客人一样接待。看到社员们的亲热劲，他们脸上才露出笑容。知青们刚到这里，对西北黄土高原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吃、住、行都要从头学起，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最初队长不派活给他们，只叫他们熟悉生活。后来让各家轮流管饭，队里出粮出油，每天还派人给他们烧炕，挑水送柴禾。有时他们也自己烧炕做饭，弄得乌烟瘴气，满面灰尘。派饭吃时，各家都有准备，想尽办法让他们吃好点，做的是鸡蛋面条，死面饼子鸡蛋汤或蒸馍、拌汤，这些饭在当时农村是上品。但是他们很不习惯，吃起来很艰难，用筷子夹起面，伸出舌头，仰起头，张大嘴，很费劲，最后干脆将面条缠在筷子上吃。后来知道他们想吃大米饭，因没有大米，没办法。有时队里没有麦子了只好吃杂粮。高粱面做的搅团饭，用生辣椒和醋合点水水，让他们沾着吃，他们只看，不敢吃，非常为难，多数社员听不懂他们半生的普通话加上海话，只好先吃做示范。他们一尝马上吐出来，因为没有吃搅团的经验，加上辣子水，吃得他们淌汗吐舌，满脸通红，管饭的人也非常尴尬。知青们最怕吃这饭，把搅团叫“红二团”，念叨着要“攻下红二团”。每天两顿饭没零食，有时饿了就拿出从上海带来的面包泡水吃，村里人问是啥货，说是方便面，能干吃泡水吃。队长不给他们派重活，只叫他们熟悉生活，观察生活；每天办板报，念报纸，教唱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轻活。他们看见队长派人给自己从深沟里挑水，觉得不好意思，每天一担水也不够用。社员们还叫他们是上海来的“水鸭子”。他们要求自己挑水用，队长给他们置办了水担和水桶。初学挑水，不敢走坡路，到沟底泉里打满水，双手抱住水担，小步不停的向上跑，上气不接下气，累的满头大汗，桶里水没了，自己反而是满身泥水，队长只好派人教。几个小伙子到沟底盛满水挑上担，让他们随后跟着看，边走边说要领，让他们步子要迈大，八字步要走稳，水担和水桶要随步摆动，节奏要配合统一，担子上下起伏，荡悠悠才能上山。经过几天练习他们能挑半桶水了。后来他们逐渐能干拉架子车、挖粪、散粪之类的体力活了。每两周全大队知青集会一次，公社来人组织集体听“忆苦思甜”报告，看电影，进行集体考评总结，编排文艺节目，搞演出等活动。

知青经过半年多的熟悉锻炼，能自己做饭、担水、烧炕了，各种农活也接触做了。到了初冬修农田时，他们也参加挖土，拉架子车送土，给他们不分农田任务，干着随心活。在农田的地埂上有他们刻的“农业学大寨”、“知识青年田”等字样，至今保留完好。到劳动休息时，他们唱歌、跳舞，有时还学口技表演，劳动场面气氛很活跃。知青黄国瑜会唱很多戏曲选段，农闲时就唱。有一天唱了段越剧，上海话社员听不懂，他在知青内部受到了批判。到后来，他不唱了，过了好几个月才知道他唱的是《红楼梦》里贾宝玉唱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说是资产阶级黄色的靡靡之音，受到批判。有时他们拿出小收音机，放音乐，孩子和青年人围着听，这在当时的农村都是新鲜事。知青的到来，为我村增添了不少文化色彩。他们熟悉了农民的生活，熟悉了劳动生活，也习惯了西北人的生活习惯，和全村群众交情也深了，不少社员请他们去家中做客，村里人也把他们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圈。他们也经常为村里人修自行车、缝纫机等。公社分配给我队一台手扶拖拉机，队长很为难，知道村里没人会开，就想到了知青。就派郑佩利和本村一社员去公社领回来。早晨他俩骑自行车去公社，中午开着拖拉机回来了，在场里转圈圈，全村人象看社火一样围着看。有个小伙子跑上去要试开，差点跳起来，甩下来后说：“这家伙和牲畜一样还认人呢。”惹得大伙大笑，那热闹劲、新鲜劲、高兴劲可想而知。队长说这东西是机器活儿，要有知识的人掌握，今后谁也不能动，就咱们的郑佩利开，每天给娃加一斤粮补助。村里人事事处处照顾他，有送菜的、送油的，逢节过年都请知青吃饭、坐席。有次夜里发白雨（雷雨），在我家住的知青搭着伞在院子里站了半夜，天亮问他，说是下大雨怕院子里水满，窑洞塌下来。人们又笑又气又解说。

南李村来的知青，插队一年半时间，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和教育，和社员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有的分到了庆阳农机厂，有的分到兰州机床厂；有的回了上海。到现在当老人们在闲谈中，都不时提到他们，述说他们的故事，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对他们当时插队的抉择和精神非常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