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至1981年，赵连升同志在镇原任了八年县委书记。尽管正值极左时期，张口“阶级斗争为纲”，闭口“无产阶级专政”，谁不紧跟谁掉队。而农家出身的赵连升理智地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群众心连心，给镇原人民办了许多实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把群众生活当大事

1973年11月中旬，赵连升由地区革委会常委、地区生产指挥部副主任任上调任开云足彩app下载官网委书记。当时，我随县委工作团正在开边搞路线教育，在这之前，县委刚把我从文教局调到宣传部任副部长。一天早晨，赵连升乘车下乡到开边，简单地听了汇报后说，想到基层看看群众生活，工作团长袁立志同志和公社书记要陪他去。赵说，不必了，指个同志引一下路就行了。袁叫我去，我就和他一起步行下乡了。以前，在地区开会认识他，今天才近距离见到了他。我陪他朝着公社西北方向一边走，一边唠。到了开边寨子队，搞平田整地的场面很大，足有四、五百人的阵容。社员挖方取土，肩挑车拉，汗流浃背，干得很起劲。进去转了一圈，问了些情况，大队干部想集合社员，请赵书记讲个话，被他拒绝。他说，你们干得好，我去社员家里看看。1973年春夏无雨，旱灾严重，夏粮歉收，秋粮减产，加上文化革命对生产力的破坏，大集体的折腾，国民经济已相当脆弱，群众生活极度困难。赵连升一到镇原，听取情况介绍，觉得有些质疑，也有些心焦。这次下乡主要想实地了解群众生活问题。我们上到开边洼，群众都上了农田，家家门上一把锁。有一家门前睡着一位老头，身边晒了有几升糜子，我们上前问了几句，他挤着眼不回话。我大声说，县委书记看你来了。他睁开眼说，真的吗？我说，真的。赵问，你姓啥，儿子干啥？他说，姓张，儿子是公社书记。我明白了，这是太平公社书记的家。他和老人拉了一阵，老人说，我快八十岁了，秋天面吃得我肚子凉得不行，你能给我回销点麦面吃吗？赵说，一定能。赵对我说，老人多可怜，你回到公社叫他们给老人批供点麦子。回来后我及时照办了。接着看了生产队的粮仓、饲养场。又到张庄、刘路两个庄头进户现场看了十几家，家家都是窑洞，吃的喝的都在厨屋里。在各家看到面柜里、坛坛罐罐里装得是仅有的一点玉米面、高粱面，个别的有点麦面。蒸笼里也没有蒸馍之类食品，吃的是模糊、搅团。没有见粮囤，有点原粮也都装在化肥袋子里。他还问了一些社员生活方面的问题，回答是一天两顿饭，没有零食。老人、孩子也一样，病人吃点麦面也困难。因为有经过特困时期的教训，群众十分注意计划节约用粮。他问一位刘姓老人，你家生活这样困难，是不是今年歉收造成的。老人说，好多年了，丰收歉收都吃的吊命饭，今年更难说。队长害怕了插话说，这个老人胡说着呢。赵书记指着队长说，他说的是真话，你说的才是假话。下午返回公社，召集工作团负责人、公社领导听汇报。赵书记说，路线教育暂不谈了，专门谈谈群众生活问题。县委书记初来乍到，公社书记不摸领导意图，就冠冕堂皇的汇报，说了些节约用粮，互通有无，亲邻相帮的话。赵书记说，你讲了些大道理，我看了些农户，基本没粮，拿啥互通有无，还亲邻相帮呢？群众吃的稀糊糊饭，干得又那么好，我们一位公社书记的家里也很困难，叫人一看，确实有些于心不忍。不管是工作团的、公社的，都要把安排社员生活作为一项大事去做。明天，我再看几个山区队。结果县上有事，来车接回。时间不长，县上专门召开工作会，讨论农村生活安排问题。不久，粮食部门组织调回了大批红芋面和加拿大小麦，缓解了群众的困难。

1974年2月，我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一次，我跟他去武沟公社检查生活安排，到牛原大队杨盖塄生产队。这里不通车，步行七八里到达。这个队十五六户人家，严重缺粮，有三四户门已上锁，整家外流。我们去的一户阎姓人家，正要卖掉一合石磨，准备路费，去固原逃荒要饭。经了解，这个队给的回销粮，有的没钱打，有的打回还了账，好几家揭不开锅。他当场与同去的公社书记商定，给这个队再增加回销指标和救济款，那户磨子不能卖，要求公社派人把流动的人找回来。赵连升严肃地批评了公社书记有官僚主义作风，他动情地说，我们手上拿的救济粮、救济款，能忍心看着群众去要饭吗，你这个公社书记是给谁当的？接着去了大队支书家，发现桌子上放着许多空酒瓶。赵又批评说，群众没粮吃，你还有酒喝。这时来了一些群众，一位老者握着赵连升的手说，战争年代游击队常到这里，县委书记来这里，你是第一个。不久，县委对武沟公社的班子作了调整。

全力投身抓农业

赵连升在镇原任职期间，正值全国开展波澜壮阔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他曾经两次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过响亮的口号，发动群众平田整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广泛，持续时间之长，治理面积之多，是空前绝后的。尽管那时基本没有大型机械，架子车也不多，全凭人挖人担移动土方，能有这样大的气魄，除了政策的威力，恐怕赵连升身先士卒的榜样是起了作用的。那时县委和县革委会是一套班子，他要求常委们除过开会，全部下到自己点上。县直机关干部抽调一半人下乡搞中心，剩下的一部分驻农场，一部分留守值班。部门合署办公，科级干部几乎全部下去了，一度我曾负责主持四个部门的工作。留守人员除开展正常业务外，还经管城区绿化、整修道路、送粪下乡等。学习昔阳县经验，坚持“一二三”制度，即县级机关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一百天，公社干部二百天，大队干部三百天。各级干部到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设计规划，发动群众，调配劳力，更重要的是参加劳动，每天所得劳动工分要记在劳动手册上，年终检查验收。赵连升点在平泉南徐大队，他除了跑面，较多时间驻在点上。办公室收到重要文件，上级紧急通知，因电话不通，都要送到点上去。1976年9月9日中午，地委书记打来电话，要县委书记亲自接，他下乡不在，办公室接了。传达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逝世，军队已经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要求在下午三点中央电台公开广播前，各级领导必须坚守岗位，做好大局稳定工作。这时中午十二点了，我马上派车找。跑遍平泉原，最后在麻王川农田工地上才找到，他正和群众一起平田整地，听到这一消息，他很震惊，立即返回，刚好下午三点。在镇原的八年时间里，所治理的30多万亩水平梯田，块块凝结着赵连升的心血。

镇原农业长期上不去，粮食不过关，是困扰历届县委和政府的难题。五十年代出台的《农业发展纲要》确定，亩产四百斤为上纲要，五百斤为过黄河，八百斤为跨长江。我县不说没有一个大队上纲要，就连公社也没有一个上纲的。庆阳地委把镇原列为农业后进县，县上多年来一直作检讨，受批评。为打好镇原粮食翻身仗，赵连升在县委主持讨论提出了总产三亿斤，人产千斤粮的奋斗目标。现在看来过去思想极左、政策失误是粮食上不去的根本原因，而当时粮食品种老化、肥料严重不足、种植技术滞后等制约因素也很突出。他常把农业“八字宪法”吊在嘴上，说“八字宪法”中，土、肥、水、种是关键。省农科院上肖试验组的旱塬增产经验使赵连升羡慕不已，他把上肖试验组组长秦富华尊为上宾。那时农村家家户户通广播，按农时季节，召开全县广播会，请秦富华讲春播准备，大秋种植方法、田间管理，小麦的楼播化肥、良种选育、伏耕整地，冬季小麦镇压等知识。同时还在三干会、扩大会上讲，并带上老秦下到农村田间现场进行指导。他来到县上第二年夏天就发现，都进入七十年代了，小麦还种植五十年代低产的老芒麦、红金麦。他和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农业局的同志去西峰、宁县调换回大批良种。1975年“五·一”劳动节时，县委组织常委、农口负责人、部分公社书记用两天时间从县城出发，经平泉、中原，去泾川、宁县、正宁、合水、庆阳等县参观小麦发苗生长情况。参观后，县委专门座谈分析对比，大家认为我们县小麦苗稀苗弱，满地白垮垮，人家的小麦苗壮苗匀，满地绿油油。其原因一是播种下籽量少，每亩不足20斤，人家每亩下籽在25斤以上，二是肥料不足，地力太薄，小麦地土肥和化肥施用量少。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抓小麦丰产的办法。专题研究了肥料建设的办法，即大建三弯烟筒、罐罐厕所、羊圈上山、城粪下乡、刮陈土等办法扩大农家肥源，并强化了调运化肥的组织领导，多渠道采购化肥。启动了茹河、洪河、蒲河灌区的水利配套工程，建设四个万亩灌区，发挥大口井、扬水站、小高抽的作用，努力增大灌溉面积。在春播、秋播期间，他常到田间地头检查播种质量，发现田间有大胡基（方言，即土疙瘩）就发火，为这事，曾把几个包队干部引回县上在广播上向全县人民作检讨，他在改进种植方法和寻找增产措施上下了很大功夫。

农业学大寨年月，集体劳动是相当繁重的，也是残酷的。尤其是劳动工具原始化，使农村父老乡亲受尽了折磨，吃尽了苦头。赵连升上任就发现改土、运肥多是笼担、土车。他几次研究确定，物资、农机部门负责人要设法大批量进购架子车，解决提高工效、解放劳动力的问题。因货源紧缺，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使大多数人家有了架子车。1976春季张春桥发表《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为“四人帮”篡权作舆论准备。这时，省上来了一位革委会常委，是原来结合的造反派头头，他要检查下面学习张春桥文章情况。听取县上汇报后，要到下面看看，赵连升叫我带着去了屯字片。在和各公社座谈中，他要了解农村的大型劳动工具数字，并询问劳动工具是否记工分。他大讲，劳动工具记工分参加分配，是一种新的剥削行为，不符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精神。回县后，又在县委常委会上讲这个观点，批评了我县架子车记工分的问题，还要大家讨论。这时，“四人帮”正在横行，省上工作队、地区工作团来县上搞路线教育，强调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这个人大讲一通，一时间把人们思想弄得乱轰轰的。下面怕招祸，等县委说话。赵连升给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叮咛，给下面吹个风，不要大惊小怪，我看那个人胡说呢！社员个人买上架子车参加劳动不记工分，就卖光了，谁还要它。就这样抗过去了。

调查研究绘蓝图

赵连升下乡喜欢步行，走村串户，这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群众。他往往坐车到公社，就把车指回来，引上一两个人，一去就是几天，走到哪里，吃住在那里。在镇原的八年时间里，他走遍了全县的社队村庄，北到大小方山、董家渠、西北岔、孟家原，西到小岘子的高巨，惠沟村的稍子头，南到潘杨涧、毛家河，东到寺沟金家，答家河。每到一处，他都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一边了解民情，听取民意，参加劳动，一边检查生产，指导工作，解决问题。1975年他去距县城最远的殷家城公社调研，这里地广人稀、土地瘠薄，除了清泉寺、白沟圈两个林场有点成片林外，大面积是光秃秃的梁峁荒坡，平正像样的良田少，植被覆盖率很低，水土流失严重。山洼上的庄家苗稀苗弱，唯有那整片整片的苜蓿长得像泼了油似的。他走访群众，和社队干部座谈，考虑在这里发展种草养畜的问题。正好这一年，邓小平复出抓整顿，农林部长沙风来镇原视察，并派来了中央农林部政研室主任石山带领的工作组，他一行十人，在我县蹲点调查三个月，选了上肖的雄武、城关的金龙和殷家城的李园子三个大队，专门调研发展农业，大上快上，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在殷家城公社李园子访问座谈，分析解剖，提出了种草养猪，发展畜牧的意向。他们讲，紫花苜蓿是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这里种植的是正宗的紫花苜蓿，它是含蛋白最高的粗纤维饲草，是养猪养畜的上好粗饲料。石山的建议正合赵连升的思路，坚定了他在山区发展种草养蓄的决心。经县委讨论决定，把殷家城公社和三岔周家庄作为种草养畜的试验点，要利用闲散地、招风岗、老阴坡、滚牛屲及一些弃耕地广种苜蓿。石山把镇原种苜蓿的经验走到哪，讲到那。他去山东栖霞县，派来一杆人马参观学习，从我县调去一批苜蓿籽，定点种植。1976年秋，受栖霞县邀请，我县组团由田得霖副书记带领去栖霞县参观学习，观察苜蓿生长情况。栖霞县为我县派了几位技术人员传授苹果修剪、管理及蔬菜种植技术。石山又给赵连升来信称：不光在薄地种苜蓿，还要在大田、水地种，保证优质高产。县上采纳他的意见，提倡苜蓿进大田，并给殷家城减免购粮任务12万斤，在那里作试点。一度我县掀起种草养猪高潮，1978年集体种植苜蓿面积累计达到25万亩，养猪30万头。后因时值大集体，精饲料不足、棚圈设施简陋、喂养技术、防疫措施滞后，养猪有过大起大落现象，而苜蓿面积保存下来了。

广交友谊结深情

赵连升任职镇原，结识了许多农民朋友。开边公社兰沟生产队老队长张文权是他结识的一位老朋友。这个队当时有500多口人，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林牧副并举，不吃回销粮，社员有钱花，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尤其是组织了一个常年基建专业队去华亭安口搞副业，收入归集体，使这个队的劳动日值多年保持在一元以上，当时全县平均值不到三角钱。他把兰沟队的经验走到哪，讲到那。还叫张文权多次在一些全县性的会议上讲经验，张文权成了他家的常客。开春捎上一袋苜蓿芽，夏季提上一篮大接杏，秋冬季节拿萝卜、洋芋什么的来看赵书记。一来两人就拉起队上的事，使他知道了下情。前两年他还问我，听说张文权去世了，家庭和后代怎么样。平泉史铺大队支书张灵霄搞平田整地作规划是出了名的，这个人目测、心算能力超人。平整一大块农田，只要他实地观查一阵，取出等高线，就可测算出用多少工，动多少土方，完工后作对照，基本不差上下。赵连升经常去张灵霄家，向他请教，并带着在平泉片和全县作规划、讲经验。湫池赤马大队支书田凤仓是个性格倔直、办事公道、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人，群众反映好，地方威信高，他经常手里拄着一个铁矛子，人称“老矛子”，赵连升把他作为大队支书的榜样，经常去寺府大队了解情况，把他的事迹讲给各级干部听，并在全县三干会上给以表彰。在殷家城公社下乡，发现敬儿岔农民罗彦文的四个儿子全是盲人，走路手牵手，头一个拄着棍引路，还能打井、送粪，做些农活。赵连升指示公社书记李发玉把这几个可怜娃娃一定要照顾好，公社每年给发衣服、发救济款。每次去殷家城路过要看一趟，车一响，几个孩子就手牵手迎上来，知道是赵书记看他们来了。赵连升接待来访群众很耐心，为了保证领导的工作不受干扰，县委办公室尽量说服上访群众不要直接找领导，把他们反映的问题委托有关部门处理。一次我去赵连升办公室，发现来自庙渠的一位农民在诉说公社干部的事，我打断来访者的话，引了出来。事后，他给我说，有些来访者说的事我直接听一下，能了解点真实情况，你引出去的那个人，反应的是一个公社干部的问题，够典型的，这个干部借批资本主义倾向，竟然把社员院落的种菜地，也算着自留地给收归集体了，群众意见很大。以后有关部门纠正时，他坚持不改，县上调动了他的工作。上肖公社仪封大队社员李纪是个上访老户，他老婆死亡与队干方法不当有一定关系，社队处理后他一直不服，多次上访。这个人视力不好，身体特别矮小，可口头挺利索，一来几天不走。一次，都晚上快休息了，还赖在赵连升房子。我叫人想把他搀出去，可他睡在沙发上不动。赵说让他睡上，并拿给枕头，用棉大衣盖上。不一会儿，李纪坐起来有些感动，流泪了，表示再不闹赵书记了。赵指示信访室去人协同民政部门和公社给了救济，买了耕畜，李纪非常感激。那时，县上有几个有名的“上访釉子”，找到赵书记，他从不发火，耐心劝导。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面宽量大，县上抽调大批干部，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全面复查文革期间及以前错误处理的案件。赵连升对落实政策非常重视，比如“许张集团”、“一打三反运动”和刮“红色台风”等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他都亲自翻阅案卷，了解案情，听取汇报，彻底平反。1978年党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平反问题，接连发过三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问题的通知》，第二个文件是《关于加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问题的通知》。因为认识不上去，县上在研究右派摘帽问题上意见分歧，阻力大，留有尾巴。中央最后一个文件是《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要求接到文件立即传达到广大群众。赵书记叫我用电话会的形式迅速讲下去，他很有感慨地说，这些人就是给党提了点意见，戴了几十年帽子，受尽了罪，一说平反有些人还通不过，这下好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人们迫切要求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这一次赵连升没有跟上形势，他思想转不过弯子，在各种会议上讲，农业合作化是伟大领袖亲自决策的，“包产到户”岂不是把几十年的辛勤劳作“前功尽弃”了。尽管下面反映强烈，他却按兵不动，还错误地批评了一些坚持“包产到户”观点的同志，一再强调，要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巩固集体经济，县委还作出了“关于巩固中间队决定”的通知。当时县上其他领导苦笑着说，县委一班人就赵书记不同意“包产到户。”为这事，1981年春天，湫池公社一个生产队长刘生荣向甘肃日报社写信反映了开云足彩app下载官网委在农业生产责任制上划框框、定调子，束缚群众手脚的错误做法。甘报社加了编者按，支持刘生荣反映的问题，并向全省广播。顿时，全县城乡奔走相告，乐开了花。赵连升听到广播，迅速觉悟，思想转弯，上门向刘生荣赔礼道歉，检讨错误。赵书记的举动，感动了刘生荣，也感动了全县干部群众，从此揭开了全县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新篇章。以后赵连升当了庆阳行署专员，还几次下乡看望刘生荣，当着刘生荣的面给群众说，老刘是我的好朋友。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推行“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赵连升主持对工作稳妥、缺乏斗争精神的几位公社书记当作绊脚石，采取了批判撤职，长期下放劳动。粉碎“四人帮”后，及时甄别，上门赔情道歉，安排县直部门任主要职务，取得了这些同志的谅解。

赵连升退休后，每次来镇原或视察或调研，都要看望几位老同志。1995年来县没进宾馆就直接去看一位老公社书记，当我们向他问好时，他对我们几位接待者拦头猛棍的一顿批评，说那个老同志睡床两年了，单位给了1000元药费，你们对老干部连一点感情都没有。一位同志解释说，县上连工资都发不下去。他激动地说，那就叫这个人只能等死了。以后县上有关部门给解决了一些药费。赵连升去世后，居住在偏僻农村的八十五岁离休干部席正芳说，赵专员去年还来看望我，给我孙子说，你爷去世了要给我说一声，不要把我忘了，没梦想他走的那么快。

赵连升走了，但镇原群众还惦记着他。